《泛黄的书页》

2024年深秋的清晨，我站在上海老城区的梧桐树下，望着街角那家开了三十年的”青藤书局”。玻璃橱窗里摆着本深蓝色封面的《决别书》，书页间夹着几枚干枯的银杏叶。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：”有人说2024还在听决别书的请站起来！”

转过身，是位穿藏青色棉布衫的老先生。他正用布满老年斑的手指轻叩书脊，浑浊的眼睛映着晨光：”我年轻时在图书馆当管理员，见过太多决别书。有人临终前会写，有人离别时也会写。”他的声音像老式留声机里沙哑的唱片，惊飞了枝头几只麻雀。

我跟着他走进书局。檀木柜台后的老板娘正在用毛笔誊写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，墨香混着咖啡的焦苦在空气中浮动。老先生从柜台下抽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，封皮上用钢笔写着”1987.6.15″——正是我出生的日子。

“这是当年我送别女儿时写的。”他摩挲着纸页，”她要去深圳打工，我既心疼又骄傲。后来她寄回照片，穿着褪色的工装站在工地门口，背后是’时间就是金钱’的标语。”老先生的眼角泛起水光，”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有人会为一张照片写三十七封家书。”

玻璃柜里陈列着不同年代的决别书：1953年的油印本《告全党同志书》，扉页有毛泽东的批注；1998年香港回归前的《南洋客家书》，信纸边缘还沾着南洋的雨腥味；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《幸存者日记》，字迹被泪水晕染成模糊的云团。老板娘擦拭着1999年台海危机时的《两岸家书》，她母亲曾在这封信里写道：”若能再见面，请带一束玉兰花。”

正午的阳光斜照在”决别书陈列室”的铜牌上，我看见穿校服的少年在手机屏幕前拍照，他身后是正在扫描古籍的AI机器人。老先生忽然指向窗外：”你看见那栋要拆迁的图书馆了吗？当年十万册旧书，有七万本都被写上了决别诗。”

我们穿过正在改建的街巷，在废墟般的台阶上坐下。老先生掏出一支英雄牌钢笔，在便签纸上写：”2024年6月15日，给三十五年前的自己——记得把女儿的名字改成更响亮些。”他笑着把纸片塞进我手心，”现在的孩子都用电子邮箱，但有些东西，纸和笔写得更踏实。”

暮色降临时，书局亮起暖黄的灯笼。老板娘端来桂花酒酿，老先生从暗格里取出个雕花木盒，里面躺着1952年的《抗美援朝阵亡通知书》。通知书右下角有行小字：”若此信抵达，请代我看看平壤的雪。”木盒夹层里还藏着张泛黄的车票，1962年从广州到哈尔滨，目的地栏写着”母亲灵前”。

“我父亲在越战前夜写了封决别信，却再也没寄出。”老先生望着玻璃窗外的流光，”他临终前说，有些告别要留白，就像未完成的诗。”突然，街角传来无人机航拍的嗡鸣，年轻人举着手机拍摄”老书店最后的黄昏”，直播间的弹幕正在刷屏：”决别书？过时了！”

深夜闭店前，我在陈列室角落发现本新的《2024年决别书》。牛皮封面上有烫金纹路，内页是纯白信纸。信的开头写着：”致二十六年后的人类学家——当你们发现这本未寄出的信，请告诉我，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决别？”

走出书局时，老先生将那支英雄牌钢笔别在我西装口袋。月光洒在”青藤书局”的匾额上，匾角那枚铜铃在夜风里轻轻摇晃，发出似曾相识的清响。忽然想起二十年前，我也曾在此处接过一本决别书，扉页上写着：”愿你在世界的尽头，仍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”

此刻梧桐叶沙沙作响，仿佛万千未说出口的告别在秋风中低语。我知道，有些书永远不会被合上，就像有些离别，永远在记忆里新鲜如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