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第七日黄昏》

消毒水的气味在走廊里凝成块状，我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，盯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”18:00″数字。走廊尽头的推床正缓缓碾过我的影子，推车上躺着张阿姨，她蜷缩成虾米状的身躯被白床单半掩着，像被时光遗忘的贝壳。

三个月前在肿瘤科初诊时，张阿姨还穿着那件墨绿色羊毛衫，袖口磨出了毛边。她总把”别担心”三个字说得轻飘飘的，仿佛死亡是件可以随便试穿又随时能脱下来的外套。化疗第三周开始掉头发那天，她对着镜子里的光斑笑：”你看这些小灯泡，可比我的头发亮堂多了。”现在想来，那抹笑容里藏着某种预兆。

“小周啊，你过来。”主治医师摘下眼镜擦拭，镜片上蒙着层白雾。我握住张阿姨冰凉的手，她掌心的老年斑硌得我掌心生疼。CT片在灯光下泛着青灰色，像幅褪色的水墨画，”淋巴瘤细胞已经漫出第三腰椎了。”医师的声音像生锈的刀片划过耳膜，”建议准备后事。”

黄昏的光线斜斜切进病房，给张阿姨的银发镀上金边。她正在给窗台上的绿萝浇水，水珠顺着叶脉滚落，在瓷砖上砸出细小的坑。我忽然想起她总念叨的：”绿萝啊，这孩子比我的孙子还金贵。”此刻那些水珠仿佛变成透明的眼泪，顺着她眼角的皱纹蜿蜒而下。

放弃治疗的决定是在一个暴雨夜作出的。护工老陈把退烧药倒进排水沟时，张阿姨正用棉签蘸着矿泉水润唇。窗外雨声如瀑，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：”小周，你记不记得大学时咱俩在操场跑步？你总说跑完八百米要吃冰棍。”我摸到她手背上凸起的血管，像老树根般虬结，”记得啊，那天我吃了三根。”

最后的时光在消毒水与安眠药的气息中流淌。张阿姨开始用马克笔在墙上写诗，歪歪扭扭的行迹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。8月15日，她画了朵歪脖菊；8月17日，歪脖菊旁边添了只打瞌睡的猫；8月19日，猫旁边又多了个戴草帽的小人。这些涂鸦在清晨的阳光里泛着淡淡荧光，像封写给时光的情书。

告别仪式定在立秋后的第七日。整理遗物时，我在她枕头下发现个褪色的铁皮盒，里面躺着泛黄的剪报：《市图书馆举办诗歌朗诵会，获奖者张桂芳》。原来她总说”图书馆的台阶能通到天堂”，那些在古籍区流连的黄昏，那些对着落地窗朗诵聂鲁达的夜晚，都是她留给世界的密码。

出殡当天的梧桐叶落满墓碑。老陈把骨灰盒放进 dugout box 时，张阿姨的银发在风中轻扬，像极了当年她站在图书馆穹顶下读诗的模样。我握紧她留下的马克笔，在墓碑背面写下：”致所有在人间写诗的人”。夕阳把字迹染成金色，仿佛她终于找到了那支能划破永夜的水笔。

如今每当我路过那座墓园，总能听见风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。有次在图书馆古籍区，看见有个小女孩踮着脚尖，对着落地窗念：”有人曾把黄昏写成信，寄给第七日的月亮。”玻璃倒影里，我看见张阿姨的银发在暮色中轻轻摇晃，像永远停在立秋那天的蒲公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