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银杏叶落第三年》

窗外的银杏树又黄了。我数着叶片上的裂痕，从第一次折断到第三次舒展，正好是三百个日夜的轮回。书架上的台历被撕得只剩最后一张，110天倒计时像把锋利的剪刀，裁剪着我三年来积攒的无数个深夜。

第一次折断发生在初春。那时我攥着初试成绩单站在走廊尽头，眼泪把38分的英语分数洇成模糊的墨团。导师说我的专业基础像被台风刮过的树梢，散落一地。父亲默默递来热牛奶，塑料杯壁上凝结的水珠顺着指缝滑落，在成绩单上晕开一片潮湿的云。

第二次断裂的声响更刺耳。复试通知在邮箱里躺了三天，我反复点开又关闭那个刺眼的”已读”标识。室友小夏把她的录取通知书折成纸飞机，载着我的论文修改稿飞过三楼阳台。她最终去了北方的图书馆，而我蹲在教务处门口，用指甲抠着”调剂系统即将关闭”的红色提示。

此刻我蹲在考研自习室的最后排，看夕阳把整面墙染成琥珀色。保温杯里的枸杞在热水中沉浮，像极了去年冬天在实验室观察的细胞分裂。手机屏幕亮起母亲的信息：”你爸在老家养了二十年的老母鸡下蛋了”，我忽然想起她总说：”鸡蛋要经过三次跌打才会变得坚硬。”

书桌上的银杏标本来自第一次折断那年的落叶。叶脉间凝固着深褐色的汁液，像凝固的时光。每当背不下去政治大题时，就摩挲那些凹凸的纹路。它们曾记录过某个清晨，我在图书馆顶楼发现被风吹落的银杏果，壳上还沾着去年深秋的霜花。

第三次尝试的种子是在寒冬埋下的。当羽绒服的拉链卡在喉结处，我看见对面楼顶积雪反射着刺目的白光。手机相册里存着三十七张便利贴，每张都画着不同的思维导图。最底下那张写着：”认知负荷超过阈值时，启动记忆宫殿应急方案”。

备考的第七十三天，我在模拟考卷上画了道血红的横线。数学建模题的公式像盘踞的毒蛇，咬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走廊尽头的应急灯突然闪烁，我听见自己说：”这次我要当自己的急救医生。”后来那道题得了38分，和三年前初试英语的分数惊人地相似。

银杏叶落第三年，我开始在晨光中练习深蹲。老教练说这是给膝盖做”压力测试”，”身体记住疼痛的位置，就会长出更坚硬的骨骼”。他布满老茧的手掌覆住我颤抖的小腿，”当年我带着伤参加省赛，现在你们这些小崽子，比我们当年更懂怎么跟命运谈判。”

最后一次模考那天，天空飘着细雨。我握着自动铅笔的手不住发抖，突然想起大二时在实验室通宵记录数据，手背上被液氮冻伤的溃烂。那时导师把我的实验报告批注得密密麻麻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”伤疤是身体写给世界的诗行。”

成绩公布前夜，我在自习室遇见清洁阿姨。她擦拭着窗台上的银杏叶，忽然说：”我女儿考研三次，现在在准备留学申请。”月光把她的白发染成银丝，”她说每次失败都像剥开一层银杏果，露出更甜的果肉。”我摸出兜里珍藏的叶脉标本，突然发现那些褐色的纹路里，竟透出细碎的金光。

当录取通知书寄达时，银杏树正飘落今年的第一片叶子。母亲寄来的包裹里装着老家腌的雪里蕻，罐口系着张泛黄的纸条：”你爸把母鸡下蛋的日期都记在本子上，说等它下完第七个蛋，就让你回来。”我数着罐身上凸起的纹路，突然明白有些等待，本身就是种生长。

此刻我坐在新学校的图书馆，阳光穿过穹顶洒在《高级计量经济学》上。书页间夹着三张银杏叶标本，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年份。它们在光线下舒展的弧度不同，却共享着同一片天空的倒影。窗外有风掠过树梢，我听见细碎的叶片在说：”第七个春天，我们终将学会与裂痕共生。”

走廊传来新生报到的喧闹，某个瞬间我仿佛看见三年前的自己。那个攥着成绩单在走廊徘徊的少女，此刻正隔着时光的玻璃窗微笑。她手里握着的不是试卷，而是正在抽芽的种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