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一城烟火》

老宅的青砖墙根下，我蹲着数蚂蚁。九月的阳光斜斜切过天井，在青石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父亲蹲在门槛上补渔网，母亲在灶台前搅动铁锅里的腌菜缸，蒸汽腾起时，我数到第七块砖缝里的蚂蚁正搬运着半粒玉米。

“囡囡数什么？”母亲掀开锅盖，咸香混着辣椒的辛烈扑面而来。她往我手里塞了块烤红薯，焦糖色的糖霜在她掌心融化。”数清楚，等会要帮阿爸搬网具。”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火星子溅到她新添的白发上。

那时我们住在临河的独栋老屋，青瓦下栖着四世同堂。祖父的雕花木床摆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，床头的锡制香炉里插着三根线香，香灰积了半寸厚。二叔公的紫砂壶总泡着茉莉花茶，壶嘴袅袅升起的白雾里，藏着些关于田埂和盐场的往事。

母亲说这房子是祖父用半生茧子换的。那年饥荒，他背着刚满月的我，在雪地里走了三十里山路，换回一袋糙米。老屋的每个角落都浸着这样的故事：东厢房的雕花窗棂是祖母出嫁时的陪嫁，西厢房的竹榻是父亲初中住读时用砖头垫高的，天井里的石磨记得下过多少筐新米。

父亲总说”一房二人三餐四季”是祖辈传下的规矩。晨起时，母亲在灶间揉面，父亲在河边补渔网，我蹲在门槛上剥毛豆。暮色里，八仙桌上的咸鱼炖豆腐飘着热气，祖父的旱烟袋在墙角明明灭灭。春分煮艾草团，夏至晒新米酒，秋收打糍粑，冬至煨羊肉，四季更迭时，老屋的梁柱会随着风雨发出细微的呻吟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背着行囊离开小镇去省城。临行前夜，母亲往我行李箱塞了罐腌萝卜：”路上吃。”罐身上贴着泛黄的标签，是祖父用毛笔写的”丙午年霜降”。火车启动时，父亲突然从后座递来个油纸包，里面是晒干的桂花和两片老屋门楣的雕花。

在省城租的出租屋里，我学着用电磁炉煮泡面。铁锅里的水翻滚时，忽然想起老屋的灶膛。某个加班的深夜，同事小林送来一碗热腾腾的酸辣粉，塑料碗底沉着几颗腌萝卜。”我奶奶做的，跟你们家那个味儿似的。”她指着窗外霓虹，”你们镇子现在肯定还是老样子。”

周末常去城郊的菜市场。卖豆腐的阿婆会多塞给我两块豆干，说”远道来的”。有次遇见卖艾草的，她颤巍巍从竹筐底层掏出个红布包，里面裹着晒干的桂花：”我孙女和你差不多大，在镇上教书。”布包上歪歪扭扭写着”戊戌年立夏”，正是我出生那年。

去年深秋回老屋，发现二叔公的紫砂壶换成了保温杯，窗台上摆着智能浇花器。堂屋的锡香炉换了电子香薰机，祖父的雕花木床变成了电动护理床。母亲在厨房教我视频连线：”你爸学会用智能手机了，昨天还给我发了语音。”屏幕那头，父亲举着手机比划，白发在阳光下泛着银光。

冬至那天，我们带着城里的孩子回老屋。孩子们围着柴火堆烤红薯，有人突然指着墙角问：”那是什么？”我蹲下身，从积灰的陶罐里掏出个油纸包。展开时，祖父手写的”丙午年霜降”在阳光下透出暗红的纹路，腌萝卜的咸香混着岁月的涩，竟比年轻时更清冽。

暮色四合时，母亲在八仙桌上摆了九个碗。酸辣粉、腌萝卜、桂花糕、糍粑团、酸梅汤、桂花酒、新蒸的艾草团、老屋门楣的雕花茶点，还有我带来的酸辣粉。九碗人间滋味在月光下泛着微光，恍然惊觉这”九死一生”的宴席，原是祖辈用半生茧子、三代人间的烟火气，酿出的长醉不醒。

如今老屋的青砖墙根下，又多了几只蚂蚁。它们搬运着不知是稻谷还是糖霜，在时光的砖缝里，续写着新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