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情歌与荒诞之间

我第一次遇见周老师是在大学图书馆的角落。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衬衫，捧着《活着》蹲在暖气片旁，书页间夹着泛黄的《第七天》。那年我二十岁，刚从江南小镇来到北方这座工业城市，像只误入瓷器店的麻雀，在《动物世界》的荒原上跌跌撞撞。

周老师的书架像座微型博物馆。余华的《高尚》压在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下，书脊被体温熨出微黄的弧度；《狐狸》躺在《兄弟》的阴影里，书页边缘沾着咖啡渍。某天午后，他突然把《动物世界》推到我面前：”你看，长颈鹿的脖子不是用来伸长，而是为了吞咽月光。”我望着扉页上那句”动物是人类的镜子”，突然想起老家祠堂里那副褪色的对联——”人从草莽生，莫忘衣冠禽兽”。

去年冬天在苏州河畔遇到老陈，他裹着军大衣蹲在长椅上，面前摊着《跃》的残页。他说自己在工地摔断腿那晚，看见工头把止痛药换成廉价止痛片。”就像余华写的，”他叼着烟卷，”我们都是被命运推着跳的舞。”河对岸的霓虹灯牌闪烁着”夜场开放”，老陈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像《高尚》里那个在暴雨中护着账本的人，却不知账本早已被雨水泡成纸浆。

最难忘的是在敦煌遇见的阿依古丽。她蹲在莫高窟的台阶上，用《狐狸》的扉页接风沙。这个在戈壁滩长大的姑娘，总把余华的书藏在《突厥语词典》里。”他们写的都是我们的故事，”她指着洞窟里斑驳的壁画，”那些飞天的长裙，和《动物世界》里的长颈鹿脖子一样，都是 stretched to breaking point。”我们分享着馕饼，她讲述丈夫在矿难中消失后，如何用《跃》里的残章拼凑记忆。暮色中，她把书页折成骆驼的形状，放进沙丘的褶皱。

去年深秋回乡，发现祠堂门楣上新添了副对联：”情歌婉转道沧桑，荒诞深处见真章”。老族长说这是周老师写的。他坐在门槛上，膝盖上摊着《第七天》和《兄弟》，阳光透过窗棂在他银白的鬓角跳跃，像《动物世界》里斑马的条纹。”世人只见我们写情歌，”他轻声念着《狐狸》里的句子，”却不知每个音符都是人性在深渊里溅起的浪花。”

前些天整理旧书，发现《高尚》的扉页夹着张泛黄的车票。那是周老师从北京到敦煌的行程单，日期是二十年前。他最后在莫高窟的留言本上写着：”当我在《跃》的残页里读到’我们都是被命运推着跳的舞’，突然明白那些荒诞的跃动，原是生命最本真的姿态。”

此刻我站在苏州河的桥上，晚风送来黄浦江的汽笛声。对岸的摩天楼群像《动物世界》里参差的牙齿，霓虹灯牌闪烁着”夜场开放”，与《高尚》里暴雨中的账本遥相呼应。余华的书页在掌心沙沙作响，我忽然懂得：所谓情歌，不过是给荒诞裹上的糖衣，而真正的人性百态，永远在糖衣剥落的裂痕里闪烁。就像周老师说的，我们都是”被月光伸长的长颈鹿”，在情歌的旋律中，数着自己脖颈上每一道被命运啃噬的痕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