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山那边的邮筒》

1998年深秋的清晨，我蹲在省城邮局门口数着最后三个硬币时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清脆的童声：”叔叔，能帮我把这封信寄到云南吗？”回头看见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，裤脚沾着泥点，怀里抱着个褪色的布娃娃。

她叫阿满，是哀牢山里来的放羊娃。我跟着她穿过三个街口，才在城郊找到那个生锈的邮筒。那天我们聊起山里的竹子，她说竹子能长到云彩那么高，可她从没出过山。我给她看省城图书馆的穹顶，承诺会带她去看真正的云。

后来每个周末，邮筒前都会准时出现个身影。阿满的来信从最初的歪扭铅笔字变成工整的钢笔字，信纸里夹着野山菊、竹叶标本，甚至有一次缝了块蓝印花布。我总在邮局工作证背面记下她的地址，可每当要寄出回信，又想起她父亲说的”山里的孩子都是泥腿子，读什么书”。

2001年春天，阿满的信突然断了。邮局老王说哀牢山塌方，通讯中断了整整三个月。我跑遍邮局档案室，翻出她最后那封信的存根——邮戳日期是2000年12月31日，收件人姓名被雨水洇开，像朵模糊的野花。

五年后的清明，我在老邮筒旁发现个铁盒。褪色的布娃娃坐在里面，旁边压着本牛皮日记。阿满的字迹在泛黄纸页间跳跃：”2001年3月，山里来了穿白大褂的人，说伯伯是艾滋病。村长烧了日记本，说山里不能有脏东西。”最后一页是张诊断书复印件，日期是2002年6月15日。

我抱着铁盒找到省防疫站，护士长是我大学同学。她指着诊断书上”合并感染”的字样：”当时山里连个正经医生都没有，阿满的伯伯偷偷吃药，把药瓶都埋在竹笋丛里。”玻璃柜里躺着阿满的骨灰盒，标签上写着”2003年4月7日”。

那天黄昏，我站在哀牢山脚下。暮色中的山峦起伏如凝固的浪，邮筒早已被野草覆盖。指尖抚过石缝里半截生锈的铁链，突然想起阿满信里写过的竹子——竹根在地底纠缠十年，才能在第五年蹿出地面。

十年后的暴雨夜，我收到个从昆明寄来的包裹。里面是本手抄的《飞鸟集》，扉页写着：”给在云朵上写诗的人。”泛黄信纸上，钢笔字在雨渍间蜿蜒：”2003年5月12日，山洪冲垮了邮局，我抱着日记本爬了三天三夜。最后看到的字是’愿你的梦比山高’。”

我站在阳台上，看雨滴在玻璃上画出阿满的羊角辫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省图书馆发来的消息：有个叫阿满的女孩，在2003年5月用最后三枚硬币买了张去省城的火车票，车票存根上写着”去见会看云的人”。

夜色渐浓时，我翻出压在箱底的蓝印花布。那是阿满第一次见面时缝的，布角还留着她的小拇指印。月光透过纱窗，在布面上投出竹叶的影子。忽然明白那些被烧掉的日记和埋在竹笋丛的药瓶，才是真正的”未来”——就像竹根在地底默默生长，等一个永不放弃的春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