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阁楼上的星群》

十七岁那年的梅雨季，我总在阁楼最上层的木箱里翻找旧书。潮湿的霉味混着油墨气息钻进鼻腔时，那些发黄的纸页就会自动翻开，露出扉页上褪色的烫金字——”禁忌之书俱乐部会刊”。我摸着书脊上凸起的藤蔓浮雕，指尖能感受到某个清晨急促的翻动声，像有只蝴蝶撞开了尘封的翅膀。

父亲常把阁楼锁在钥匙孔里，可我知道那把黄铜钥匙在母亲的首饰盒底层。那年冬天他升任教育局副局长，搬来时特意将整面南墙换成磨砂玻璃，说”清清白白做人”。可我分明看见他深夜对着新装防盗门踱步，金属合页的摩擦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

“小满又在偷看什么乱七八糟的？”母亲的声音从楼下传来。我慌忙把《金锁记》塞进《诗经注疏》底下，书页间夹着的银杏叶标本硌着指腹——去年深秋，我在图书馆天台见到穿米色风衣的姑娘时，她发间别着这样一片叶子。

母亲总说阁楼是”家族记忆的保险柜”，却不知那些泛黄信笺里藏着多少禁忌。1937年的家书被红笔圈出”不可示人”，父亲1949年的入党志愿书里藏着半阙未写完的《蝶恋花》。直到遇见阿沅，那个总在旧书店穿杏色旗袍的姑娘，我才懂得那些被锁在木箱里的，原来都是爱的形状。

阿沅的玻璃橱窗在梧桐巷尽头，橱架上摆着《牡丹亭》《桃花扇》的残页。她教我用朱砂在宣纸上勾勒《西厢记》的戏文，说”情书要写在月亮背面才安全”。某个起雾的清晨，她突然递给我一卷泛蓝的宣纸：”这是民国三十七年，我太奶奶抄的《断肠集》，你看看？”

纸页间夹着张泛黄的剪报，铅字标题刺得眼睛生疼：”女学生私奔事件”。照片里穿阴丹士林旗袍的少女与戴金丝眼镜的先生并肩而立，背景是残破的教会学校。阿沅指着角落里模糊的签名：”这是我曾祖母，她叫林婉清。”

雨滴开始敲打玻璃窗时，我摸到了阁楼木箱夹层里的秘密。1942年的《新女性》合订本里藏着张火漆封缄的信笺，邮戳是香港。信纸被水渍晕染成大朵大朵的梅花，字迹却力透纸背：”若此生不能并肩看海，愿来世化作比目鱼。”落款处画着个月牙，旁边有极小的”婉”字。

那天夜里，我在父亲办公室的保险柜前站了三个小时。檀木镇纸压着的《宪法》里，夹着张1978年的结婚证复印件。母亲年轻时的名字旁，用钢笔补写着”陈婉清”三个字。月光从百叶窗漏进来，在泛黄的纸张上切成细碎的银条。

“你疯了吗？”父亲的声音在身后炸响时，我正把阿沅送来的《断肠集》放进保险柜。书页间夹着的银杏叶标本突然飘落，像一片未及凝固的雪花。他手背上的青筋暴起，却抓不住从指缝间溜走的那张剪报。

后来母亲总说，她是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保险柜异常的。那天她穿着父亲的旧中山装，从《资治通鉴》里抽出一沓信件，最上面那封用火漆封着的，邮戳也是香港。父亲在书房摔碎了紫砂壶，飞溅的瓷片割破了他的手，血滴在”婉清”的婚书上，晕开一片红梅。

梅雨结束后，我在阿沅的玻璃橱窗里挂上了铜风铃。每当有风经过，叮咚声就会惊醒《牡丹亭》里沉睡的游园惊梦。某个黄昏，穿杏色旗袍的姑娘站在橱窗外，风铃的碎片在她肩头跳跃。我隔着玻璃对她说：”要进来抄写《断肠集》吗？”

阁楼的木箱终于可以随意开关了。母亲在父亲遗物里找到的日记本里，夹着张1948年的船票。目的地是基隆，旁边写着”赠婉清”——那是她作为教会学校女教师时，偷偷参加地下学生运动被追捕的日子。父亲在日记最后一页画了个月亮，旁边写着：”若你归来，便在窗台种棵木棉。”

现在每次经过父亲办公室，我都会在《宪法》里夹片银杏叶。阳光穿过百叶窗，在”婚姻自由”几个字上投下明暗交错的栅栏。阿沅说这些栅栏是星星的轨道，我总想起那个雨夜，她指着橱窗上的反光：”你看，每个光斑都是未完成的诗。”

去年深秋，我在图书馆天台终于见到了穿米色风衣的姑娘。她发间的银杏叶标本已经风干，像枚褪色的邮票。我们坐在生锈的铁丝网上，看着城市灯火在夜色中流淌成河。她说要把我写进她正在誊抄的《断肠集》，我则把她的名字刻在了阁楼木箱的锁孔里。

此刻我坐在飘窗上，指尖抚过钢笔尖在宣纸上洇开的墨迹。父亲办公室的百叶窗漏进细碎的光，正好落在那行”禁止通行”的木牌上。我忽然明白，那些被锁在阁楼里的，从来都不是禁忌，而是等待破茧的星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