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室后墙的挂钟指向下午五点，我盯着最后一道大题的空白处，笔尖在草稿纸上戳出密密麻麻的孔洞。窗外的梧桐叶被秋风卷起，在玻璃窗上投下摇晃的碎影。这已经是第三次模拟考了，我的数学成绩始终在及格线边缘徘徊，像极了此刻悬在头顶的吊灯，随时可能坠落。

“最后五分钟。”前桌的林小雨突然举起写满公式的草稿纸，她总是这样，在考试结束前五分钟突然爆发出惊人的解题速度。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，监考老师快步走来时，我甚至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。那道关于概率论的题目，我明明用三种方法验证过答案，此刻却像被橡皮擦抹去般模糊不清。

成绩公布那天，我特意提前半小时到校。走廊里贴满的红色喜报刺得眼睛生疼，每张照片里都是笑得比春花还灿烂的学生。我数着从三楼到一楼要跨过七十二级台阶，却在拐角处看见林小雨正把一张写满”对不起”的纸条塞进垃圾桶。她转过头时，我看见她耳后未干的泪痕。

“这次月考，我的物理只考了四十分。”她声音细若蚊蝇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我们挤在楼梯转角，看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那天傍晚的食堂，我看见她把最后半块红烧肉推到我面前，自己却用筷子尖戳着盘底凝固的汤汁。

真正让我崩溃的，是模拟考成绩单上那个刺眼的”62″。班主任把我的试卷折成纸飞机，精准地投进讲台上的废纸篓。”张明宇，”她摘下老花镜擦拭，”你看看这道立体几何题，辅助线画得像蜘蛛网。”我盯着试卷上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，突然想起去年冬天，也是这样阴沉的午后，我在图书馆顶楼用冻僵的手指画了整整三个小时的辅助线。

成绩出来的那天，我正在帮母亲整理药箱。手机在裤袋里震动，班级群消息不断弹出：”张明宇620分！””这是年级前十啊！”我手一抖，当归片撒了满地。母亲蹲下身时，我看见她鬓角的白发在夕阳下泛着微光，像极了那年高考前夜，她陪我熬夜复习时戴的银边眼镜。

“你爸的降压药…”她话没说完，我已夺门而出。校门口的梧桐树正在落叶，每片叶子都像一张折叠的试卷。林小雨冲过来时，我正把准考证揉成团扔向垃圾桶，”都是假的！”她拽住我的胳膊，我闻到她身上熟悉的薄荷糖味道，和那天食堂的红烧肉一样真实。

直到班主任把真正的成绩单拍在办公桌上，我才发现自己把”620″看成了”820″。她指着错题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，那些被红笔圈出的公式，竟与三年前父亲病重时我写的病历格式如出一辙。那天傍晚的操场，我们躺在草坪上数星星，林小雨突然说：”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考满分那天，也在这片星空下哭过。”

高考前夜的暴雨中，我抱着父亲留下的旧笔记本，在急诊室走廊里背公式。消毒水的气味混着窗外的雨声，笔记本扉页上父亲用钢笔写的”天行健”被雨水洇湿。当我在考场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，忽然想起那个总在模拟考中取得奇迹分数的林小雨，原来她也有过把试卷折成纸船放进排水沟的夜晚。

成绩公布那天，我的名字出现在红榜第三位。林小雨冲过来时，我正蹲在公告栏前研究自己的名字被谁用荧光笔涂成了金色。她把冰镇酸梅汤塞进我手里，冰块在玻璃杯壁上结出细密的水珠，像极了那年模拟考后我们偷溜出校门，在便利店买关东煮时，落在校服上的霜花。

如今每当我路过那棵老梧桐，总会想起那个在数学课上突然崩溃的自己。林小雨去年去了南方读大学，她寄来的明信片上画着南方的榕树，树根处写着：”我们都在各自的坐标系里寻找答案。”而我的坐标系里，终于有了那个让所有辅助线都变得清晰的交点——原来真正的奇迹，不是突然考出超常分数的瞬间，而是那些在至暗时刻依然愿意相信光的人。

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两道永远相交的抛物线。校门口的梧桐叶又开始飘落，每片叶子都像一张折叠的试卷，载着无数个”我居然考这么高”的瞬间，在风中轻轻翻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