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北方来信》

我最后一次见到陈默是在北站的月台上。他穿着褪色的驼色大衣，左手拎着两个鼓鼓的行李箱，右手攥着我织了三个月的灰格纹围巾。风卷着细雪掠过铁轨，他呵出的白雾在睫毛上凝成细霜，像我们三年里无数个欲言又止的清晨。

那是2018年深冬，我作为交换生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。初到松花江畔的那个雪夜，我在出租屋里收到人生第一封手写信。信纸上的字迹被暖气熏得微微卷边，开头是”小满你好”，结尾画着个歪歪扭扭的雪人，眼睛是两粒黑纽扣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枚纽扣是他在夜市淘来的，因为上面印着”哈尔滨”三个字。

我们隔着四百公里通信。他在南方国企当技术员，我每天往图书馆赶，午休时总要在窗边发半小时呆。有次他寄来真空包装的松花江胖头鱼，我蹲在厨房解冻时，手机突然震动，他发来视频请求。镜头晃动间，我看见他身后堆满零件的工位，墙上的倒计时牌显示距项目验收还有十七天。

“今天在车间被扳手砸到手指。”他举着缠着纱布的手指比划，”医生说再伤到神经就做手术。”背景音里传来同事的喧闹，他突然压低声音：”下个月能请假吗？我想…”话没说完就被金属碰撞声打断，最后只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声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十七天里他每天工作十四小时，验收当天凌晨三点才带着满身油污回家。他给我寄的最后一箱邮件是拆开的零件盒，里面躺着半枚齿轮，边缘还沾着焊锡。附着的便签上画着歪扭的箭头，指向某个日期——2020年3月8日。

2020年春节前夜，我在出租屋收到个包裹。打开是台老式翻盖手机，屏幕裂成蛛网状，按键上贴着”已激活”的标签。拨通电话的瞬间，电流声里传来沙沙的杂音，接着是带着汽笛声的”喂”。我听见他带着浓重鼻音的”小满”，像被北风卷着灌进耳朵。

“我退职了。”他说话时手在发抖，”项目组解散，厂里合并了。现在在物流公司当调度，能自由安排时间。”背景里隐约传来货场汽笛，他突然说：”下月初八，哈尔滨东到广州南的高铁，D274次，你记得带暖宝宝。”

那天我抱着手机在中央大街走了整夜。卖糖葫芦的老伯问我要不要加热，我摇摇头，看路灯把糖稀熬成琥珀色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在高铁站看见他蹲在月台石阶上，膝盖上摊着本《铁路时刻表》，指腹反复摩挲着D274的班次。晨雾中他转身时，我认出那件驼色大衣——和三年前在信里夹带的衣料样本一模一样。

我们坐在27车厢的隔间。他给我看调度室的工作台，墙上挂着巨大的电子地图，无数红点随着列车图标闪烁。”现在每天看着列车穿山越岭，”他转动着茶杯，”突然觉得能和你一起坐这趟车，就像把整条铁道都装进了眼睛。”窗外飞雪如絮，他忽然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有铁锈的味道。

返程时他送我件羊绒大衣，内衬绣着”松花江畔”。我带着它回到南方，却在2022年冬天收到褪色的牛皮纸袋。里面是本精装铁路年鉴，扉页夹着张泛黄的车票存根——2020年3月8日，哈尔滨东到广州南，二等座。旁边用铅笔写着：”那天你发烧到39度，非说要看列车进站。”

去年清明，我站在广州南站月台，看着D274次列车呼啸进站。广播里报出”到发时刻”时，我摸到大衣内衬的刺绣。陈默发来视频，画面里他正站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冰灯展前。镜头晃动间，我看见他身后卖冰糖葫芦的阿婆，正往他兜里塞两个热乎乎的糖葫芦。

“下个月去冰城看灯会吧？”他对着镜头笑，睫毛上沾着细碎冰晶，”这次提前半年请假，给你准备惊喜。”我忽然想起三年前拆开零件盒时，那枚齿轮上的焊锡痕迹，原来早就预言了此刻的纠缠。

此刻我们坐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茶馆。他给我看新买的电子书，书页间夹着去年冬天的糖葫芦签子。我摩挲着茶杯上的铁路标志，忽然听见他说：”当年在厂里画图纸，总想着哪天能画到你的家乡。”茶汤泛起涟漪，倒映着我们相视而笑的影子，像两枚齿轮终于咬合在正确的齿槽。

窗外的雪又落下来，像那年他指给我看的初雪。我忽然明白，有些距离不是用里程计丈量的，而是用等待的次数、信纸的折痕、以及无数个在深夜亮起的手机屏幕。就像松花江的冰层，看似坚不可摧，却会在某个清晨碎成无数星光，铺满整条归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