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灯火阑珊处》

老屋的玻璃窗上结着霜花，我站在厨房门口看母亲揉面的身影。面团在她掌心翻飞，像极了二十年前那个总爱把面团揉成兔子的小女孩。那时我总爱偷吃刚揉好的面团，被她用沾满面粉的手拍打后背，却依然把烤得金黄的馒头塞进我书包。

那年冬天特别冷，零下十五度的早晨，母亲总会在五点就起身熬制姜枣茶。她用搪瓷缸子量取三片老姜，两颗红枣，再添半勺冰糖。砂锅在煤炉上咕嘟作响，蒸汽在玻璃窗上凝成白雾，模糊了街角早点铺的霓虹灯。我裹着军大衣冲进厨房，总能看见她系着靛蓝围裙，鬓角沾着面粉，正用长柄勺搅动翻滚的茶汤。

“趁热喝。”她把冒热气的茶缸塞进我怀里。茶汤里沉浮的枸杞像红宝石，舌尖触到冰糖的甜意时，总能听见校门口卖烤红薯的老伯吆喝声。那些年我总以为母亲做的姜茶只是普通的暖身汤，直到后来在异乡的深冬，才懂得这方寸之间的温度。

二十四岁那年我随地质队进藏，高原反应让嘴唇泛着紫。在海拔四千米的帐篷里，我数着星星给家里写信。邮戳盖在拉萨邮局那天，母亲托人捎来个褪色的帆布包。打开层层包裹的棉被，最里层竟是一罐姜枣茶，罐底压着张字条：”记得在茶里加雪水，解藏药之寒。”

那罐茶伴我走过冈仁波齐的转山道，在雅鲁藏布江畔的工棚里，在牧民家的篝火旁。当茶缸第三次见底时，我忽然想起母亲每年冬至必做的糯米团子。那些裹着芝麻的团子，用竹蒸笼分层码放，最上面总盖着块红布——那是给在外漂泊的我的”平安符”。

去年深秋返乡，推开老屋门时，玄关处那盏老台灯还亮着。母亲蜷在藤椅上打盹，膝头摊着本《本草纲目》。暖黄的光晕里，她银白的发丝泛着微光，像极了当年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。茶几上的搪瓷缸子盛着新熬的银耳羹，旁边摆着撕成小条的《烹饪笔记》，字迹工整：”给阿杰的养生食谱”。

深夜整理旧物，在母亲枕下发现个铁皮盒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泛黄的信纸，从1998年我考上地质系开始，每年一封。最底下压着张诊断书，日期是去年冬天：”轻度阿尔茨海默病，需持续记忆训练。”字迹歪斜的段落里，”阿杰回家”被重复书写了七遍。

今晨帮母亲整理房间，看见茶柜玻璃罐里躺着二十四个姜枣茶罐子。标签从”2003″到”2023″排列整齐，每个罐底都贴着便签：”给阿杰的十八岁””给阿杰的三十岁”。最上面那罐贴着便签：”给阿杰的永远十八岁”，旁边画着歪歪扭扭的笑脸。

暮色渐浓时，母亲在厨房熬煮枇杷膏。蒸汽氤氲中，我看见她用颤抖的手将膏体装入我当年寄回的旧茶缸。月光透过纱窗洒在灶台上，那盏老台灯依然安静地亮着，像守候了二十余载的星辰。突然明白，原来母亲从未离开，她只是把等待，熬成了永不冷却的月光。

窗外的梧桐叶开始泛黄，我轻轻擦拭着茶缸表面的水渍。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爱，终将在某个清晨，随着新熬的姜茶，再次温暖某个异乡的清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