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场没有终点的考试

教室后墙的挂钟指向五点三十分，我望着窗台上被晒得发烫的玻璃罐，里面泡着三十七颗风干的向日葵。这是高三开学那天，班主任王老师亲手插的，她说每颗花都代表一个即将破茧的蛹。此刻罐中的向日葵却像被施了魔咒，在盛夏的烈日下蔫头耷脑，连最末端的几片花瓣都蜷缩成了灰白色。

“最后一道大题还剩二十分钟。”数学老师的声音从讲台传来，粉笔灰簌簌落在我的草稿纸上。我机械地抄下最后一道导数题，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出凌乱的轨迹。这已经是本周第三次月考失利，模拟卷上的红叉在视网膜上灼烧出刺眼的光斑。走廊里传来值日生拖动课桌的声响，混合着远处工地打桩机的轰鸣，在六月的闷热空气里发酵成某种令人窒息的黏稠。

“小满，你的错题本借我看看。”前桌林悦突然转身，马尾辫扫过我的肩膀。这个总考年级前十的姑娘，此刻正用铅笔尖挑起我本子上一道未解的几何题。阳光从她耳后的碎发间漏下来，在她鼻梁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我慌忙把本子往抽屉里塞，却被她按住了手腕。

“你看这道辅助线，”她抽出我的笔，在草稿纸上画出流畅的弧线，”用相似三角形替换原来的坐标系，就像把三维问题压扁成平面。”铅笔沙沙作响，我看见她笔尖在某个关键步骤停顿了三秒——那是她最常犯的失误点。当她在本子上写下”注意斜率范围”时，我忽然想起上周她帮我分析函数图像时的样子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在水泥地上交叠成模糊的几何图形。

晚自习的铃声惊飞了窗外槐树上的麻雀。我蹲在楼梯转角处，把揉皱的数学卷子一张张抚平。月光从教学楼的裂缝里渗进来，照见卷面上鲜红的”137分”。这个数字像根生锈的铁钉，扎进我视网膜上那些尚未愈合的月考分数。忽然有温热的液体滴在卷子边缘，抬头看见林悦抱着保温杯站在台阶上，她校服领口沾着块墨渍，却笑得比晚风还轻。

“要不要试试把错题做成思维导图？”她晃了晃保温杯里的枸杞茶，”我奶奶说，把混乱的东西理顺了，就像给大脑做按摩。”那天我们趴在空教室的课桌上，用荧光笔在便利贴上画满连接线。当”导数与几何综合”的标签下延伸出十二个分支时，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遥远，仿佛整个宇宙都浓缩在这张A4纸的方寸之间。

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，我考了年级第三。班主任王老师把我的试卷贴在公告栏最显眼的位置，鲜红的”148分”刺得人眼眶发酸。放学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桌上摆着个缠着红绳的玻璃罐，里面装着三十七颗星星糖。”这是你高一入学时埋下的愿望。”她推了推老花镜，”当时你说想考进全省前五十，现在看来，这颗糖该换颗更甜的了吧？”

我剥开一颗裹着金箔的星星糖，甜味在舌尖炸开的瞬间，忽然想起那个被晒蔫的向日葵。原来有些东西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枯萎，就像王老师办公室窗台上的绿萝，在无数个被试卷淹没的清晨，依然能从水泥缝里抽出嫩绿的新芽。

高考当天清晨，我在校服口袋里揣着林悦送的错题本。阳光穿过教学楼间的连廊，在地面投下细长的光带。当笔尖触碰到第一道选择题时，忽然听见窗外传来熟悉的施工声——那台打桩机正在为新建的图书馆打地基。我握笔的手微微发颤，却在看到”全国卷”三个字时稳住了呼吸。

最后一道文综大题发下来时，我注意到自己惯用的蓝色墨水笔缺了笔尖。监考老师经过时，林悦突然从后排递来支备用中性笔。笔杆上刻着”2019.6.7″，那是我们约定的高考倒计时。当我在答题卡上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，忽然想起王老师办公室那个玻璃罐，此刻三十七颗星星糖正在晨光中闪烁，像三十七个等待破译的谜题。

成绩公布那天，我在公告栏前站了整整三个小时。林悦用手机拍下我反复摩挲”612分”的指尖，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和三年前那个蹲在楼梯口的身影重叠在一起。王老师送来个更大的玻璃罐，里面装着三十七颗不同颜色的玻璃珠，每颗都刻着”未完待续”。

如今我坐在大学图书馆的落地窗前，阳光穿过百叶窗在书页上织出金网。那个曾经被高考定义的夏天，早已化作记忆里泛黄的扉页。但每当看到玻璃罐里那些星星糖，就会想起林悦说的：”真正的考试从走进考场那刻就开始了。”就像王老师办公室窗台的绿萝，在无数个看似重复的清晨，依然能从水泥缝里抽出新的绿意。

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，我翻开错题本，发现最后一页夹着张泛黄的便利贴，上面用荧光笔写着：”辅助线不是解题的终点，而是思维的起点。”阳光正好，我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像极了那年高考前夜，我们趴在空教室里画思维导图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