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余温》

清晨五点，我裹紧羽绒服往医院走。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发酸，走廊里只有零星几个影子在来回踱步。护士站电子钟跳转到05:47，我摸出手机看天气预报，零下五度的寒风正卷着雪粒往人脸上抽。

推开门的瞬间，我看见张奶奶蜷缩在楼梯拐角。她灰白的头发结着冰碴，深蓝棉袄前襟洇着暗色水渍，右手食指正死死抠着扶手栏杆。走廊顶灯在玻璃窗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，像撒了一地星星。

“要帮忙吗？”我蹲下身时，才发现她脚边散落着半瓶降压药和半块桃酥。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，枯枝般的手指抓住我袖口：”闺女，能扶我上三楼吗？膝盖疼得厉害。”她说话时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成小团，睫毛上沾着细小的冰晶。

那天我背着老人走了二十一级台阶。她断断续续说起儿子在省城做律师，女儿嫁到邻省，独居在这栋老式公寓已三年。床头柜玻璃罐里装着晒干的陈皮，旁边压着张泛黄的纸条，是社区医生开的止痛药方。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冰凉得像握着块寒玉：”要是哪天我摔倒了，千万别不管我。”

后来我常在清晨来医院。有时是给张奶奶送热粥，有时是帮她修好漏电的取暖器。有次发现她偷偷把降压药换成儿童剂量，我红着眼眶把药瓶塞回原位。她佝偻着背在厨房忙碌，蒸汽模糊了眼镜，却把热毛巾仔细擦在我冻红的鼻尖上。

腊月二十八那天，张奶奶颤巍巍端来个铁皮盒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七个药盒，每个都贴着不同日期的标签。”这是这些年攒的药，”她声音像砂纸擦过生铁，”你们年轻人工作忙，留着应急吧。”我摸着药盒上凸起的数字，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她时，她正用冻裂的手指给窗台上的绿萝浇水。

春节前最后那场雪下得格外大。我在医院走廊遇见几个穿着红棉袄的孩子，他们举着糖葫芦围住张奶奶，其中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仰头问：”奶奶，您怎么每天都能看见那个穿蓝羽绒服的姐姐呀？”老人笑得眼睛眯成月牙，从围裙兜里掏出个冻得发硬的橘子塞给孩子。

元宵节那天，整栋楼的电梯都坏了。我背着张奶奶爬了二十七层楼，她突然从布包里掏出个保温杯：”给你煨了鸡汤。”杯壁上凝结的水珠顺着指缝滑落，在瓷砖上洇出深色痕迹。电梯修好的第二天，物业经理送来锦旗，红绸子上的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三月柳絮纷飞时，张奶奶的膝盖终于能稍微弯曲了。她执意要回老房子收拾，却在玄关处被门槛绊倒。这次我没有立刻搀扶，而是蹲下来查看她脚踝：”您看，这样是不是更稳当？”她愣了片刻，突然从裤兜掏出个老式怀表——表盖内侧刻着”1976.3.15″，正是她儿子出生的日子。

现在每天清晨，我依然会去医院。不过不再是独自一人。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小跑着递来热姜茶，穿蓝制服的保安帮忙推轮椅，连走廊里晒太阳的老人们都把毛毯搭在我肩头。张奶奶坐在轮椅上，看着我们像传递火把般把温暖送往每个角落。她絮絮说着要教孩子们包饺子，窗台上那盆绿萝已经垂下一串新芽。

昨夜下起冻雨，我裹着张奶奶织的羊毛围巾赶往医院。推开门的刹那，无数暖黄光点从楼梯间次第亮起，像星河坠入人间。穿蓝羽绒服的人潮中，那个佝偻的身影正握着冰凉的金属栏杆，把最后一点余温传递给下一个跌倒的老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