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有娣的补丁》

1998年冬夜，我蜷缩在漏风的阁楼里，听着北风撞碎瓦片的声响。母亲把最后半块烤红薯塞进我手里，红薯烫得我直掉眼泪。她粗糙的手掌按在我后颈，像是要把什么烙进骨头里：”记住，你生辰是腊月二十三，要赶在灶王爷上天前找到新家。”

我至今记得那个穿藏蓝棉袄的女人。她蹲在村口老槐树下，怀里抱着个红绒线包裹。女人说我是她捡来的，声音像晒干的玉米粒般沙哑。她给我改名叫有娣，说”有”是福气的意思，”娣”是妹妹，她丈夫早逝，需要一个女儿来冲喜。

养父在镇供销社当会计，养母是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。他们对我比对亲生的女儿还要好，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十岁那年，我在灶台边发现半张泛黄的相片，照片里穿碎花棉袄的女人抱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，背后是漏雨的土坯房。那小女孩的眉眼和我一模一样。

“有娣，帮我把药箱拿去卫生所。”养母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发呆。我抱着药箱穿过晒谷场，看见村口槐树下立着个穿灰制服的警察。他正对着树根处新培的土发呆，土堆形状像极了当年那个红绒线包裹。

2003年春天，我跟着警察回到当年被拐的村庄。村长说当年有对夫妻在槐树下等过孩子，等了整整七天七夜。警察调出档案时，我看见自己被拐的日期是1998年1月23日，而养父母领养我的记录是1998年2月18日。

“当时镇上来了批人贩子，你养父母说他们从山里捡到孩子。”警察指着档案里模糊的照片，照片里穿藏蓝棉袄的女人身边站着个戴眼镜的男子。我忽然想起养父总在月底往卫生所跑，说要去给病人开药方。

在卫生所后院，我找到了那口埋着红绒线包裹的陶罐。养母蹲在土堆前哭得像个孩子，她颤抖着捧出罐子，里面除了红布包着的银锁，还有张字迹模糊的纸条：”若找到孩子，请去省城儿童福利院联系王医生。”

省城儿童福利院的档案室里，王医生翻开泛黄的登记簿：”这孩子被拐时带着银锁，锁上刻着’平安’二字。”我摸着锁上的凹痕，突然想起养母总说银锁是卫生所的医疗器械。那天下午，我看见养父在档案室门口徘徊，他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收养证明，日期是2002年7月。

“当年有个孩子被拐，我们追踪到省城，发现养父母身份存疑。”警察递给我新调出的资料，养父的会计账本里，每月都有给”山里亲戚”汇款的记录。最底下压着张剪报，1999年某地警方破获拐卖团伙，主犯叫王德发，和福利院王医生同名。

在省城派出所，我见到了王德发。这个驼背的男人正用打火机烤火，他脚边堆着二十多个银锁。”当年我捡到孩子，就想着用假身份送她去城里。”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光，”可后来有人出价五万，我就……”

审讯室的时钟指向凌晨三点，我忽然想起养母病重时，她总在深夜念叨：”那孩子若找到，定要给她寻个好人家。”而养父在病床前握着我的手，掌心全是冷汗：”别问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”

2005年清明，我站在养父母合葬的墓前。墓碑上刻着”李有娣之墓”，旁边的小碑写着”养父李建国，养母张秀兰”。风掠过山岗，我看见墓碑背面用刀尖刻着一行小字：”平安归家”。

如今我经营着镇上的儿童福利院，每天都会给孩子们讲”有娣的故事”。有个叫小满的女孩总爱把银锁挂在脖子上，她说要等找到自己的”平安锁”。去年冬天，我收到省城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是张泛黄的领养登记表，日期是2002年7月15日，收养人姓名栏写着”李建国”。

窗外的槐花又开了，我摸着锁骨处的疤痕——那是被拐时被铁链磨出的印记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恍惚间又看见1998年的那个冬夜，母亲把红薯塞进我手里，说：”有娣，记住灶王爷的香灰，会指引你回家的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