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月下书简》

1998年深秋的火车站，我攥着车票站在月台上，看母亲将一摞牛皮纸信封塞进我怀里。她布满冻疮的手指在围巾里微微发抖，像是要把整个江南的潮湿都裹进去。”这是你爸托人捎来的，从云南寄的。”她转身时，我看见她藏青色棉袄后背洇开大片汗渍。

父亲在澜沧江畔的伐木场已三年未归。那年我高考结束，他突然说要带我去西双版纳看傣族泼水节。临行前夜，他蹲在门槛上修锄头，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”儿子，等节后我就回江城。”他粗糙的拇指摩挲着锄柄上的红丝线，那是用去年春节的鞭炮红纸剪的。

我至今记得澜沧江的雾。当汽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时，父亲突然指着窗外喊：”快看！”浓雾中隐约浮现出白塔般的佛寺，金顶在晨光里忽明忽暗。父亲掏出皱巴巴的笔记本，用铅笔在空白处画下佛寺轮廓。那天他破例没穿胶鞋，木屐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，溅起的水花沾湿了笔记本的边角。

泼水节那日，父亲举着竹筒站在人群里，水花溅湿了他洗得发白的工装。我举着相机追拍，镜头里他仰头大笑的模样，和二十年前在村口教我骑单车的青年重叠。可当夜他突然发烧，说是被山风灌了寒气。我守着他在竹楼里发抖，听见他断断续续念叨：”阿妹，等江水涨了…就能划船去…”

1999年春节，母亲收到云南寄来的包裹。层层油纸里裹着晒干的野山莓，还有本用牛皮纸包着的笔记本。我翻开泛黄的纸页，看见歪歪扭扭的铅笔字：”1998.11.7，今天帮工人在后山砍树，发现个树洞，里面塞着半截红绳。应该是哪个姑娘系的，等傣历新年再回来找。”字迹被雨水晕染，像澜沧江的雾气。

母亲把笔记本供在神龛前，旁边摆着父亲留下的旧钢笔。她总在黄昏时给我读那些字，说父亲常在伐木间隙写这些，纸条塞进树洞时，会选最笔直的杉木。有次我翻出他藏在工具箱底的铁皮盒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二十七个烟盒，每个都贴着不同日期的便签：”11月3日，今天帮工友修好了磨刀石，他说像他儿子。”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照片，是我们全家在村口拍的，父亲背后是正在建设的铁路。

2001年春天，母亲突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。我连夜赶回江城，看见父亲躺在县医院，床头摆着半瓶未喝完的景颇山酒。他看见我时眼睛亮起来，从枕下摸出个铁皮盒，里面是张泛黄的火车票存根，日期是1999年6月15日——正是他承诺要带我去看傣族泼水节的日子。

“那天我偷偷去车站…”父亲的声音像风中的枯叶，”看见有趟开往昆明的大巴，就买了票…”他突然剧烈咳嗽，血沫溅在存根的”昆明”二字上。我握着他枯瘦的手，想起笔记本里那行字：”等江水涨了，就能划船去…”

2003年非典爆发时，父亲已住进省城的肿瘤医院。我每周去医院送饭，总看见他戴着墨镜看报纸，说这样能挡住化疗的副作用。有次他突然说：”阿妹，你小时候总说澜沧江的雾像故事书里的幻境…”他掏出个旧皮夹，里面夹着张泛黄的火车票，日期是2001年8月22日——正是我考上大学那天。

“那天我托人捎了封信给江城…”父亲的声音越来越轻，”信里说…说等疫情过去，就带你去昆明…”他最后在我怀里握紧那张票，票根上的”昆明”二字被泪水浸得模糊。

2020年春节，我在隔离酒店收到个厚信封。拆开是母亲从江城寄来的，里面是本新的牛皮纸笔记本，每页都贴着不同年代的邮票。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火车票存根，日期是2020年1月23日——正是武汉封城那天的车票。

“这是你爸最后买的票。”母亲的声音在视频里哽咽，”他说…说这次要坐直达昆明的特快…”镜头转向她身后的书桌，墙上挂着父亲的手绘地图，澜沧江的支流标注得密密麻麻，每个河湾都用铅笔点出小圆圈，旁边写着：”此处有野生菌，阿妹最爱。”

窗外的月光漫过隔离酒店的铁栅栏，我忽然想起《小王子》里的话：”真正重要的东西，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”那些被山雾遮蔽的岁月，被江水冲散的承诺，被时光风干的信纸，原来都藏在父亲用生命丈量的地图里，藏在母亲用皱纹记录的邮票上，藏在每个看似无望的等待中。

如今我常去父亲墓前放一束野山莓，墓碑上刻着他最后写的诗：”雾散时见佛寺，水涨时见船歌，灯亮时见故人。”山风掠过澜沧江畔的傣族竹楼，我仿佛又听见父亲在雾中大笑，看见他举着竹筒在人群里奔跑，看见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要跨越所有不可能的距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