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七点零七分的闹钟》

七点零七分的闹钟准时响起时，我总会在黑暗中伸手按掉它。这个被母亲设置在厨房的电子钟，金属外壳上积着经年的水渍，按键常年被她的手指磨得发亮。十五年来，它像只不疲倦的守夜人，每个清晨六点五十九分准时启动倒计时，直到我蹑手蹑脚摸进卧室，七点整的铃声才会温柔地切过黑暗。

“再睡十分钟。”我对着手机屏幕打字，指尖在键盘上停顿的瞬间，瞥见母亲发来的消息：”今天降温，多穿点。”凌晨三点的急诊室里，我蜷缩在塑料椅上，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发酸。手机屏幕幽蓝的光映着输液管里晃动的液体，突然想起去年冬天，也是这个时间，母亲举着被雨水泡皱的缴费单在走廊里来回踱步，羽绒服后背洇着深色的水痕。

那时我刚拿到第一份工作，每天加班到凌晨。母亲总在玄关留一盏夜灯，说”别走夜路”。直到某天加班回家，撞见她在厨房煮醒酒汤，案板上的土豆切得七零八落，灶台边的药箱里躺着降压药和胃药。她转身时，围裙带子勾住了门框，金属挂钩”咔嗒”一声，惊醒了正在发呆的我。

“妈，我住公司了。”我把行李箱往沙发上一扔，金属轮子撞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母亲的手顿了顿，手里的汤勺悬在半空，水汽蒸腾的玻璃杯里，枸杞像红玛瑙般漂浮。她没说话，只是默默收拾起满地狼藉，连我故意摔门而出的声响都装作没听见。

直到某个暴雨夜，我接到父亲电话。视频里他浮肿的脸被病床挡住大半，母亲的声音从背景传来：”医生说再晚就开不了刀了。”我攥着车票冲进机场，暴雨把玻璃窗砸出密集的雨点。候机厅的荧光灯下，我翻出手机相册，去年生日时母亲戴着老花镜研究菜谱的照片，配文是”儿子最爱吃糖醋排骨”。

手术灯亮起的瞬间，监护仪的滴答声和七点零七分的闹钟重叠。母亲握着我的手，掌心有薄茧，温度却烫人。她无名指上的银戒在无影灯下泛着冷光，那是父亲退休时单位发的纪念戒，内侧刻着”1958″——正好是我出生的年份。

“其实七点整的闹钟…”她突然开口，声音轻得像飘落的雪，”是我偷偷改的。”我望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，输液管在苍白的皮肤下蜿蜒成河，”以前你总抱怨太早，我就把闹钟调慢十分钟。这样你还能多睡会儿，我也能多准备会儿早餐。”

监护仪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，母亲的手一抖，药液溅在手背。我慌忙去扶她，却撞见她慌乱中碰倒的保温桶，滚烫的姜茶泼洒在白大褂上。母亲却只是低头收拾碎片，声音闷闷的：”别怕，医生说了，就当是提前适应手术。”

晨光穿透窗帘时，我看见床头柜上摆着保温桶，姜茶的热气氤氲着母亲手写的纸条：”明天七点零七分准时叫醒，糖醋排骨在保温层。”窗外的电子钟显示6:59，熟悉的铃声即将响起，我忽然发现母亲的白发在晨光中像落满霜的菊芋。

后来我升职那天，母亲送我到公司楼下。七点零七分的闹钟正在厨房鸣响，她端着保温桶从厨房出来，围裙上沾着面粉。”试试这个新配方。”她笑着把保温桶塞进我怀里，金属提手残留着她掌心的温度。阳光穿过梧桐叶的间隙，在她银白的发梢跳跃，像极了那年手术室的无影灯。

如今我住在离母亲三百公里的城市，每天清晨七点零七分，手机都会准时震动。屏幕上是母亲发来的照片：她站在厨房窗前，身后是晨光中的电子钟，鬓角的白发被镀成金色。照片角落里，保温桶的标签上写着：”给最爱的儿子——七点零七分的甜。”

前些天视频时，母亲忽然说：”我该把闹钟调快十分钟了。”我望着她眼角的细纹，忽然发现那些曾经让我厌烦的铃声，早已化作时光长河里最温暖的节拍。就像她总在清晨准备好的早餐，永远比闹钟多留十分钟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