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扫雪人》
腊月二十三的清晨，我裹着羽绒服缩在暖气片旁，看着窗外簌簌落雪。楼道里突然传来”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像是老式留声机在转动生锈的齿轮。我扒着门缝望去，看见母亲佝偻着背在扫雪，橘红色的反光背心在雪地里像片倔强的枫叶。
“妈，别扫了，物业已经在清理了。”我端着热腾腾的豆浆跑下楼，看见母亲正用铁锹铲着结冰的台阶。她冻得通红的鼻尖上沾着白霜，围巾歪在肩头，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灰毛衣。
母亲却把铁锹往雪堆里一插：”物业的铲车要等到下午，这台阶滑倒人怎么办？”她转身时，我注意到她磨破的棉鞋底已经开了线，细碎的雪粒从绽开的缝隙里簌簌往下掉。
这场景让我想起去年冬天。那天我值夜班，凌晨三点被电话惊醒，赶到医院时看见母亲正蜷缩在急诊室长椅上。她右腿打着石膏，却还在用左手给输液瓶接热水袋，因为护士说这样能缓解点滴时的寒意。原来她凌晨四点扫雪时被冰碴划破了小腿，硬是撑到天亮才去就诊。
“妈，您真像雪地里开出的野菊花。”我蹲下来替她系紧松开的鞋带。母亲低头搓了搓冻僵的手，围巾上的冰碴扑簌簌落在我手背上。她总说自己是社会的边角料，可我知道，在那些被物业忽视的犄角旮旯里，正是她这类”边角料”在默默填补着城市褶皱里的窟窿。
母亲的工作单位是街道环卫所，每天清晨五点半准时开始。她的扫帚是全队最破旧的，竹柄上缠着三圈胶布，握柄处磨得只剩拇指厚的竹节。但奇怪的是，每次分配新任务，队长总会把最脏最险的路段指给她：”老李家的菜摊前，那堆菜叶三天没清理了；还有巷子拐角那台废弃的自行车，锈迹都长出来了。”
那天我跟着母亲去清理巷尾的自行车堆。晨雾中，成堆的废品像座锈蚀的钢铁森林，生锈的自行车把手上还沾着干涸的泥浆。母亲蹲下身，用铁钩子勾起一辆歪斜的三轮车，车斗里竟还躺着半袋发霉的面粉。”这是张大爷去年卖菜剩下的。”她擦了擦额头的汗，”他耳朵背，总说等天暖和了再收。”
我忽然想起上个月社区改造，这些废品堆被清理后，张大爷的菜摊也消失了。那天他在巷口哭得像个孩子，说这三十年来，破自行车堆就是他的”护身符”，夜里能防小偷，白天还能垫桌脚卖菜。
“妈，我们是不是该把张大爷的东西也收走？”我蹲在废品堆里，看着母亲仔细把每辆自行车搬上平板车。她却摇头：”他现在住养老院了，上周我去送棉被，看见床头摆着那辆老凤凰自行车。”母亲从工具箱里掏出个铁皮盒，里面躺着几颗风干的辣椒，”这是他塞给我的，说是晒干了给我下火锅。”
母亲的工作手册里夹着张泛黄的纸条，是张大爷用颤抖的字迹写的：”李姐，我儿子在加拿大，他说这叫’城市褶皱’，要保留着才像生活。”这让我想起城市规划专家们总是把城市描绘成整洁的几何图形，却忘了那些藏在犄角旮旯的温情。
今年夏天特别热，母亲被调去清理建筑工地的扬尘。我跟着她去时，看见她穿着印着”环卫工人”的橘色制服，在五十度高温里挥舞着高压水枪。汗水顺着她花白的鬓角滴进领口，后背的制服被晒得发硬，像块风干的牛皮。
“妈，要不我替您去？”我抢过水枪，却被她一把按住手腕。”这水枪要喷对人孔井盖的缝隙，你懂吗？”她指着远处正在浇筑混凝土的工地，”昨天有小孩掉进窨井，要不是及时清理，现在可能…”母亲的声音突然哽住，转身时我看见她悄悄抹了抹眼角。
那天晚上，我跟着母亲去给环卫工人送清凉包。在工地围挡的阴影里，有位老清洁工正在啃冷馒头。他看见母亲，颤巍巍从围裙兜里掏出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五六个橘子。”这是我女儿从南方寄的，说是给最辛苦的人的。”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泛着光，”我闺女说，你们扫大街的，比那些坐写字楼的白领亲。”
这句话让我想起社区公告栏上那张倡议书，呼吁居民不要乱丢垃圾。落款处是某公益组织的logo，可那些被清理的垃圾，不正是这个城市最真实的体温吗？就像母亲总说的：”我们扫的是垃圾，但捡回来的是人情。”
前些天下暴雨，母亲被派去疏通被堵塞的下水道。我冒雨赶去支援，看见她正跪在齐腰深的污水里。她的雨靴漏了，脚踝上爬满血丝，却还在用铁钩清理卡在下水口的塑料袋。那些塑料袋上印着”环保”二字，此刻却成了堵塞城市血管的血栓。
“妈，我来吧。”我夺过她手中的工具，才发现自己连塑料袋都挑不起来。母亲却笑着把我推回去：”你穿的是新球鞋，别弄脏了。”她起身时，雨衣下摆滴落的水珠在积水中划出细小的银河。
那天深夜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颗塑料袋。在污水流的漩涡里沉浮，看见无数个”我”被冲进下水道，有的卡在弯管处，有的挂在检查井栅栏上。突然有双粗糙的手伸进来，轻轻把我挑起，放进一个印着”老李”字样的编织袋。
醒来时发现枕头湿了一大片。手机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，母亲发来张照片：她蹲在路灯下，手中拎着个装满塑料袋的编织袋，身后是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街道。配文是：”今天又捡到十二个’环保袋’，明天继续当城市清道夫。”
现在每当我走过那些光洁的街道，总会想起母亲扫雪时扬起的雪尘，想起她蹲在污水里清理塑料袋的背影。这些被城市管理者称为”褶皱”的地方，原来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卖菜大爷的旧自行车、张大爷风干的辣椒、建筑工人啃的冷馒头，都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注脚。
母亲依然穿着那件磨破边的橘色背心，但她的编织袋里开始装起城市奖励的”环保勋章”。有次她举着枚铜牌给我看，上面刻着”城市美容师”五个字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我突然明白，那些被视作边角料的人，其实都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，编织着城市的皮肤。
窗外的雪又下大了，楼道里再次传来”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我冲下楼，看见母亲正用新换的竹扫帚清扫积雪。她的背影和二十年前我第一次看见的那样，像株倔强的老松树，在城市的缝隙里站成永恒的风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