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银杏笺》

整理母亲的遗物时，我在红木五斗柜深处翻出了那只磨砂玻璃罐。玻璃罐底压着张泛黄的银杏叶，叶脉间凝固着1998年的秋阳。母亲临终前三天曾握着我的手说：”囡囡，这个罐子装着咱们娘俩的约定。”

那是个飘着细雪的清晨，我蹲在省肿瘤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，看母亲枯瘦的手指在消毒水气味中划动。她化疗后新生的黑发像蒲公英般贴在额前，却固执地要把围巾绕到下巴。”别怕，等开春了咱们去香山看银杏。”她笑着往我手心塞了颗水果糖，糖纸上的金鱼图案被泪水洇得模糊。

我至今记得她咽气时窗外的梧桐树。树梢积着新雪，住院部顶楼的风铃叮叮当当响。护士说母亲最后念叨的是”糖罐子”，我摸到她枕边空荡荡的床头柜，那罐装着水果糖和银杏叶的玻璃罐，已经陪她度过了七个春秋。

整理遗物时惊醒了尘封的记忆。1993年的深秋，母亲把刚满月的我裹在鹅绒被里，踩着满地金黄的银杏叶去邮局寄信。她从樟木箱底翻出个蓝布包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二个铁皮盒。”每个盒子里装着囡囡满月后的第一片落叶，等她出嫁时…”话没说完就被邮筒投递员打断：”同志，这包裹要贴三个邮票呢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母亲在纺织厂工会工作，每个周末都会给住院的孤寡老人送饭。她总说这些老人像银杏树，看着枝叶凋零却依然坚守着最后的秋天。有次她带我去探望独居的赵奶奶，老人颤巍巍地从樟木箱里捧出个红绸包，里面是母亲年轻时在车间获得的”先进生产者”奖状。

2003年非典肆虐时，母亲作为志愿者在隔离病房值了三十个昼夜。她每天都会把写满笔记的牛皮纸袋放进我的书包：”这是给囡囡的抗疫日记。”后来我在她笔记里发现张字条：”4月17日，护目镜起雾时，看见窗台上晾着晒干的银杏叶，像星星落在消毒水味道的风里。”

去年整理旧物，我在母亲更衣柜深处找到个铁皮盒。盒盖上用红漆写着”囡囡十八岁生日”，盒里整整齐齐码着二十三年来的银杏叶标本。最底层的信纸上，母亲用蓝墨水写着：”当这片银杏叶飘落时，记得给窗台上的多肉浇水。”

此刻我站在母亲生前常坐的藤椅前，阳光穿过老式台灯的雕花罩，在地板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玻璃罐里的银杏叶在光晕中舒展，仿佛母亲正在某个时空朝我微笑。窗台上的多肉植物抽出嫩芽，叶尖凝着露珠，像极了那年她教我写的”泪”字。

暮色漫进房间时，我轻轻将玻璃罐放回五斗柜。柜门合拢的瞬间，忽然听见风铃叮咚作响——原来住院部顶楼的梧桐树又抽新芽了，细碎的光影在玻璃罐上跳跃，恍惚间看见母亲站在银杏树下，把装满岁月的糖罐塞进我手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