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音机里的25年

1998年夏夜，我蹲在弄堂口的梧桐树下，仰头望着被月光染成银色的天线。父亲把新买的熊猫牌收音机塞进我怀里，金属外壳还带着家电城特有的塑料味。天线转了三圈半，当《新闻联播》的浑厚男声穿透夏夜时，我忽然发现父亲眼角的皱纹比天线上的铜环更曲折。

那时我们弄堂里流行”天线大战”。老张家的天线能收到北京台，王婶家的能收到广州台，而我这个”天线小王子”的熊猫收音机，天线一转就能同时接收中央台和上海台。记得某个暴雨夜，我的收音机突然收到一段断断续续的广播：”……抗洪抢险进入第三阶段……”父亲连夜扛着铁锹冲出家门，第二天浑身湿透回来时，裤管上还沾着长江的泥沙。

2003年非典肆虐时，弄堂里每个家庭的收音机都成了信息源。每天清晨五点，中央台准时播报疫情数据，像一串串密码。邻居李奶奶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，说这样能驱邪。某天深夜，我的收音机突然传出刺耳的电流声，紧接着是沙哑的男声：”北京出现首例人感染H5N1禽流感病例。”那晚我蜷缩在沙发里，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 cough 声，第一次意识到这颗红色按钮（收音机的电源键）竟能连接整个世界的呼吸。

2010年世博会期间，弄堂里的收音机突然集体”失效”。邻居们对着天线发愁，我却在阳台上架起了卫星锅。当”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”的钟声响起时，卫星信号穿透云层，收音机里流淌出黄浦江的潮声。父亲把收音机擦得锃亮，说这是祖孙三代都听过的声音。那天夜里，弄堂里飘着煎饼果子的香气，收音机里《东方红》的旋律和楼下舞厅的音响混在一起，像两股溪流在柏油路上交汇。

2015年智能手机普及时，弄堂里的收音机开始褪色。小王用手机直播抗震救灾现场，画面里消防员的背影和收音机里的播报重叠。某个冬夜，父亲把收音机锁进樟木箱，说电子设备会”吃掉”好东西。我偷偷打开箱子，发现天线缠着泛黄的《人民日报》剪报，剪报上1998年抗洪新闻的铅字依然清晰。那年除夕，父亲第一次在收音机里听见了春晚的直播，却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——他说这样能同时听见三代人的笑声。

2023年清明，我在老宅阁楼发现那台熊猫收音机。天线已经锈蚀，但”ON/OFF”按钮依然能拨动记忆。整理旧物时，翻出1998年的收音机说明书，泛黄的纸页上还留着父亲用蓝黑钢笔写的”每日收听时间表”。窗外的5G基站闪烁着蓝光，手机推送着AI生成的新闻快报，我却突然想听听有没有人用标准普通话播报：”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现在是北京时间……”

昨夜给父亲读《新闻联播》时，他忽然说：”当年你爷爷用收音机听解放战争，你父亲听抗洪，现在轮到你了。”我望着他手背上层层叠叠的老年斑，忽然明白这25年不是简单的声音接收史，而是民族记忆的传承谱系。当数字信号穿透光纤抵达每家每户，那个转动天线的动作早已演变成点赞手势，但深层的回响依然在血脉里流淌——就像弄堂里那些被岁月包浆的铜天线，始终保持着接收世界的姿态。

晨光微熹时，我把熊猫收音机放在父亲枕边。天线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，仿佛25年前那个夏夜，父亲把信任与希望递给我的温度。这个红色按钮依然静候着，等待某个清晨，被年轻的手指轻轻按下，接通跨越时空的信息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