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秋的回响
1992年深秋的上海,我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,第一次在图书馆古籍部见到陈景深先生的手稿。泛黄的纸页上,工整的楷书墨迹未干,标题是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修订稿。管理员说这是先生生前最后的手稿,他去世前三个月还在伏案写作,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
一、初识与迷途
1961年秋,我作为新生踏入光华楼。中文系主任办公室的玻璃窗上结着白霜,陈景深先生正在批改作业。他摘下老花镜,用布满茧子的手指在玻璃上哈气:”小同志,把《边城》的注释再写清楚些。”这句话成了我学术生涯的启蒙。
先生课堂上的金句至今仍在耳畔回响:”文学史不是档案室的灰尘,而是活着的灵魂。”他总爱在讲《阿Q正传》时摘下眼镜,用上海话模仿阿Q的腔调。有次讨论到”精神胜利法”,他突然摘下眼镜擦拭:”看清楚啊,这副眼镜可不能戴到文学里去。”玻璃上的雾气模糊了我们的表情。
1973年冬季,我在先生办公室撞见惊人一幕。他正用毛笔誊抄被红笔划掉的注释,每页都写着”按政策修改”。窗外的梧桐叶簌簌飘落,他抬头时眼镜滑到鼻尖:”小张,帮我扶正眼镜。”我注意到他袖口磨出的毛边,像块褪色的补丁。
二、暗夜微光
1979年春,先生在《复旦学报》发表《关于〈中国现代文学史〉的若干问题》。文章在学术界引起震动,某位领导在批注中写下”需作适当调整”。我作为助手整理资料时,发现他悄悄将原文注释与修改稿并排抄录,像两棵并生的树。
那年深秋,先生在旧书市场淘到民国时期《新青年》合订本。他抱着书刊在宿舍里坐了一夜,第二天清晨给我看发烫的玻璃杯:”你看,这些铅字都烫手了。”他手背上的青筋像书脊般凸起,眼镜链子缠住了书页的装订线。
1982年冬天,先生住院期间仍坚持修改教材。护士说他总在病房里读《鲁迅全集》,床头柜上摆着未写完的批注。有次我送饭时,看见他戴着氧气面罩在写卡片,钢笔尖戳破了三张稿纸。
三、霜雪之志
1991年深秋,先生在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发表《论”寻根文学”》。文章结尾写道:”文学史不是考古学,不能只挖祖坟。”这句话后来被编入研究生必读书目,成为学术界的暗语。
整理遗物时发现个铁皮盒,里面是先生手抄的《海涅诗选》。扉页写着:”给未来的读者。”盒底压着张泛黄的明信片,是1986年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,背面用铅笔写着:”记得带《海涅》来换茶喝。”
1992年清明,我们在光华楼前种下二十棵银杏。先生生前最爱的那株梧桐已枯死,树根处新冒出几簇青草。有学生说听见风里传来沙沙声,像在翻动书页。
四、余音袅袅
去年深秋,我在先生故居的银杏树下遇见位白发教授。他指着树根处的新芽说:”当年陈先生总说,文学史要像银杏,落了叶子还会长。”老人从布袋里掏出本泛黄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,内页夹着张1992年的书签。
如今图书馆古籍部的玻璃柜里,陈列着先生修改了七稿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。参观者总爱在玻璃上呵气,写下”可怜我啊”四个字。那些水雾中的字迹,像无数未说完的话。
深秋的银杏叶又黄了,图书馆顶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满地碎金。我常想起先生擦拭眼镜的姿势,那动作里藏着多少未竟的学问。或许真正的文学史,从来不在书页之间,而在每个后来者凝视旧书时的眼神里。
(全文约1980字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