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玻璃罐里的向日葵》

大学毕业后，我和阿城租住在城郊的旧居民楼里。阳台上那盆向日葵开得正好，金灿灿的花盘总朝着窗外那盏路灯转动。那时我们以为，爱情就像这盆植物，只要每天浇点水，保持足够的阳光，就能永远保持鲜亮。

刚搬进来的第一个月，阿城每天下班都会买回切好的西瓜和包装精美的便当。他总说新公司离得近，步行十五分钟就能到家。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，我站在空荡荡的阳台上等他，发现他手机屏幕还亮着，上面是同事发来的文件修改意见。我蹲在阳台上啃着冷掉的西瓜，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。

后来我们开始用微信记录”今日份爱意”。阿城发来凌晨三点的月亮照片，我回他凌晨四点的闹钟截图。某个周末他答应陪我去买婚纱，却在试衣间外接了个电话，转身时撞翻了我手里的咖啡杯。深褐色的液体顺着蕾丝裙摆滴在试衣镜上，像极了我突然干涸的眼眶。

“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”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话时带着鼻音。那天他抱着我睡在飘窗上，手背的青筋在月光下像盘错的琴弦。我数着他睫毛的颤动，突然想起去年初雪时，我们也是这样数着雪花落在睫毛上的时间。

转折发生在某个梅雨季。公司裁员通知下来那天，阿城在出租车上睡着，领带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。我抱着他冰凉的胳膊等了三小时，直到雨水在车窗上划出蜿蜒的痕迹。那天夜里他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，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枯叶。我们坐在堆满泡面箱的客厅里，他突然说：”要不我们回老家看看？”

回乡的绿皮火车摇晃了三天。阿城把脸埋在我肩窝里，说新工作要求每天加班到十点。我翻开他藏在行李箱夹层里的诊断书，胃溃疡三个字被雨水洇得模糊。他突然抓住我的手，指甲几乎掐进肉里：”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”

重新开始的第一周，我们在菜市场为了五毛钱的差价争得面红耳赤。阿城蹲在地上捡起被踩碎的番茄，汁水顺着他的指缝滴在水泥地上。我蹲下来和他一起收拾残局，发现他手背上结着暗红的痂。那天晚上我们挤在电热毯上，他第一次告诉我，小时候父亲总用烟头烫他的手背。

真正让我们的关系发生质变的，是母亲住院的那个冬天。阿城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熬小米粥，砂锅的边沿结着厚厚的褐垢。我守在病房门口听见他打电话：”护士长，这药得用温水送服，我妈的胃不好。”他说话时带着我从未听过的笃定，像在谈论某个早已烂熟于心的公式。

某个雪夜我高烧住院，阿城背着我穿过结冰的梧桐道。他的后背滚烫得能煎熟鸡蛋，呼出的白气在路灯下凝成细小的冰晶。我数着他后颈的汗珠，突然发现这个总是衣衫整洁的男人，后背有块暗红的胎记，形状像片枫叶。

我们开始用玻璃罐收集生活中的细碎星光。罐子里装着医院开的药片、地铁票根、还有他手写的菜谱。某天罐子满了，我打开发现里面混着半片枯黄的向日葵花瓣。阿城红着脸说，那是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，被我踩碎的那朵。

现在我们的阳台摆着七个玻璃罐，每个罐子都装着不同季节的星光。阿城升职成为部门主管那天，罐子里多了枚镀金的工牌；我考取营养师资格证时，罐子里多了片银色证书。我们约定，当第七个罐子满的时候，就搬去有落地窗的公寓。

上周暴雨冲垮了楼前的梧桐树，阿城在废墟里找了整晚，终于挖出那株奄奄一息的向日葵。现在它被移栽到最大的玻璃罐里，根系缠绕着去年收集的落叶。每当我浇水时，都能看见泥土里嵌着几枚褪色的电影票根，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看的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。

前些天路过花店，看见橱窗里摆着崭新的向日葵花束。店员说这种品种的花期只有三天，但阿城坚持要买下。他抱着花束回家时，花瓣上的露珠正巧滴在我手背上。这个曾经被生活压弯的男孩，此刻正用带着茧子的手指，小心地把每片花瓣夹进相框。

我们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恒久不变的火焰，而是两株植物在贫瘠土壤里相互缠绕的根系。那些看似枯萎的时光，不过是根系在黑暗中默默延伸的旅程。当第七个罐子即将满的时候，我们会把所有星光倒进夜空，看它们在银河里连成新的星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