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青藤巷的旧书摊》

我第一次见到周伯是在青藤巷的旧书摊前。那年我十八岁，刚从省重点高中毕业，穿着浆洗得发白的校服，像只受惊的雏鸟缩在巷尾。周伯的摊子支在梧桐树荫下，褪色的蓝布伞上落满槐花，他正用竹签挑着本泛黄的《飞鸟集》，书页间夹着的银杏叶标本簌簌作响。

“小友，要看看泰戈尔的诗吗？”他抬头时，我看见他眼角细密的皱纹里嵌着细碎的金光。那双手布满老茧，却稳稳托着书脊递给我。我翻开扉页，油墨浸染的”1983年校庆”几个字让我怔住——这书比我父亲的年纪还大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周伯是这条巷子最后的旧书贩子。他的摊位从七十年代的红卫兵书架，到九十年代的港台流行小说，再到新世纪的网络文学，像本摊开的立体年鉴。每个周末，总有人来翻找旧时光：退休教师抱着一摞教案研究教案本，穿皮衣的姑娘在《花城》杂志里夹口红，穿校服的少年用《三体》的硬壳书当饭盒。

我成了他的常客。某个暴雨突至的黄昏，我抱着湿透的《百年孤独》蹲在伞下，看雨水在书页间汇成溪流。”记住，书要像人一样呼吸。”周伯递来半块桂花糕，”当年我卖《第二次握手》，有位老先生买书时，非要把单位发的《红旗》换成我的书。”他摩挲着书脊上”1981年再版”的字样，”有些东西比利润更珍贵。”

大三那年，我在出版社实习。编辑部的格子间里，我学着用钢笔在合同上画圈，把”青春文学”改写成”都市情感”，把”成长故事”换成”奋斗指南”。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，我听见总监把我的策划案摔在桌上：”小陈，你写的什么狗屁东西？要的是市场数据，不是琼瑶小说！”

我抱着文件袋站在写字楼旋转门前，霓虹灯在玻璃幕墙上流淌成河。手机突然震动，周伯发来张照片：他蹲在巷口，怀里抱着本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背景里”青藤巷旧书摊”的招牌在暮色中摇晃。

周末我骑着共享单车穿过梧桐隧道，车筐里放着从二手市场淘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周伯正在给摊位换遮阳伞，看见我就笑：”你这书比我的皱纹还新。”他变魔术般从箱底翻出本《围城》，书页间夹着张泛黄的报纸剪：”这是钱锺书先生给学生的批注，当年他教我们中文系，说年轻人要像未雕的璞玉。”

我开始在周伯的摊前重读那些被我修改过的文字。某个清晨，我在《小王子》里发现被自己划掉的句子：”真正重要的东西，用眼睛是看不见的。”原来在那些改稿的深夜里，我早已把童话改成了说明书，把诗改成了数据表。

三个月后，我带着修改后的策划案去见总监。会议室的百叶窗漏进细碎阳光，我指着屏幕上的书影：”《百年孤独》的销量比预期高30%，因为读者在魔幻现实里找到了共鸣。”总监推了推眼镜：”小陈，你最近有什么新书单？”

那天傍晚，我在周伯的摊前买了本《瓦尔登湖》。他笑着在扉页写：”愿你的灵魂永远住着个十八岁。”梧桐叶沙沙作响，我忽然明白，那些被时代冲刷的，从来不是年轻人的朝气，而是对世界保持好奇的眼睛。

如今青藤巷要拆迁的消息传开时，我带着出版社的团队来找周伯。他正在给最后一批书贴封条，旧式台灯在玻璃柜里投下暖黄光晕。”年轻人要像书一样。”他指着《诗经》里”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的句子，”该打磨的是自己，而不是灵魂。”

拆迁队来那天，我站在巷口看最后一批书被装上平板车。周伯往我怀里塞了本《飞鸟集》，书页间那片银杏叶还带着体温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两株在时光里并肩生长的青藤。

后来出版社在CBD开了家文创店，我总爱在橱窗里摆本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有次客户指着那本书说：”这封面太古典了，年轻人会不会不喜欢？”我笑着翻开书页：”内封写着’献给所有永远十八岁的灵魂’，他们可是最懂浪漫的一代。”

前些天路过新开的书店，看见玻璃墙上挂着”青藤巷旧书摊”的仿制招牌。阳光透过落地窗，在仿旧书脊上投下细碎光斑。我突然想起周伯说过的话：”书摊会倒，但书里的光永远亮着。”或许我们终将老去，但只要心里住着个追风的少年，每个清晨醒来，都能听见灵魂拔节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