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时光里的副歌》

高三教室的窗棂上还贴着褪色的福字，我总在课间透过玻璃看看走廊尽头那个穿白衬衫的男生。他的马尾辫随着走动轻轻摇晃，像只慵懒的猫。那是2019年深秋，我第三次把《晴天》的调子唱得七零八落时，林修突然从后门探进头来。

“别总用气声唱歌，试试把尾音放平。”他摘下耳机，指尖在空气里画着五线谱，”像这样，让每个字都像羽毛一样飘下来。”我望着他白衬衫领口露出的半截红绳，那是他奶奶传下来的护身符。那天之后，我的课桌右上角总多出几颗薄荷糖，糖纸里夹着工整抄写的歌词。

我们开始用课间十分钟练习。林修的声线像浸过清泉的竹笛，总能在副歌部分精准地托住我的音准。他教我闭眼感受旋律的起伏，说唱歌是和音符握手。当我的声音终于能完整流淌出”故事的小黄花”，他却在月考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——后来才知道，他父亲的公司资金链断裂，全家搬去了澳大利亚。

2020年春节前的视频通话里，林修的身后是墨尔本的街景。他抱着吉他唱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，琴弦在夕阳里泛着金色的光。”现在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去音乐教室练习。”他说这话时，屏幕里的雨丝正轻轻打湿他的睫毛。我偷偷录下他弹唱的视频，存在手机里反复聆听，直到电池耗尽。

高考放榜那天，我攥着录取通知书在操场狂奔。林修从图书馆跑出来，手里攥着两张飞往广州的机票。”我申请了华师的音乐治疗专业。”他的白衬衫被汗水浸透，却比记忆中更挺拔，”等拿到学位证就回来找你。”我们蹲在梧桐树下分食便利店饭团，他哼着走调的《晴天》，而我终于能完整唱出副歌。

大学四年，我们视频通话的频率比高中时更频繁。他总在凌晨两点发来练习成果，有时是录音文件，有时是录屏视频。2022年深冬，我发着高烧在宿舍打滚，他连夜飞来，把退烧贴按在额头时，我闻到他袖口残留的松香气息——那是他调琴弦时用的香木。

订婚宴那天，林修穿着定制的白衬衫站在我面前。他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内侧刻着五线谱，和我手机里保存的《晴天》歌词重叠。当司仪喊出”请交换信物”时，他突然单膝跪地，从口袋掏出个铁皮盒子。

“这是我在墨尔本古董店淘的卡带机。”他转动着生锈的旋钮，”里面存着你当年唱得最烂的《晴天》。”卡带转动时发出沙沙的杂音，我竟奇迹般听出了自己当年的破音段落。林修笑着吻掉我嘴角的奶油，他西装口袋里还揣着薄荷糖——和十八岁时一模一样的薄荷味。

此刻他正枕着我的膝盖打盹，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琴弦造型的订婚戒指。月光从阳台流进来，在他睫毛上凝成细碎的银屑。我轻轻哼起走调的副歌，他突然惊醒，迷蒙着眼睛问：”怎么又跑调了？”我笑着把脸埋进他带着松香味的衣领：”没关系，你永远是我的调音师。”

窗外的玉兰树沙沙作响，四年前飘落的花瓣如今已化作他无名指上的钻戒。那些在教室后排蹒跚学步的下午，在视频通话里共享的黄昏，在异国他乡跨越时区的晨昏，最终都沉淀成副歌里最温柔的休止符。原来爱情从来不是要唱准每个音符，而是允许彼此在错位的旋律里，找到永恒的共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