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旧信笺里的春天》

整理旧物时，那本蓝布封面的铁盒从书柜深处滚落出来。盒盖里躺着张泛黄的信纸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被岁月洇开：”今天看到槐花落在你睫毛上，像星星掉进池塘，我忽然明白，有些心动是藏不住的。”落款是1998年5月12日，正是我转学离开小镇的日子。

那是我和周明远故事的起点。我们住在镇东头青石巷的斜对门，他父亲是邮局分局长，我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。九岁那年的春天，我总能在放学路上撞见他蹲在邮局门口的梧桐树下，膝盖上摊着本《汪曾祺散文集》，阳光穿过枝桠在他鼻尖跳跃。

“要不要看我的集邮册？”某个被槐花香浸透的午后，他突然把铁皮盒推到我面前。褪色的邮票像会呼吸的蝴蝶，有1937年南京的明信片，有1962年大跃进时期的粮票，最底下压着张贴着”台胞”标签的邮票，边角已经卷起。”这是我表哥从台湾寄来的，他说这是爷爷当年寄给奶奶的。”

那天傍晚，我们蹲在邮局门前的石阶上分食一包苏打饼干。他忽然凑近我耳边：”你睫毛上有槐花。”我慌忙用袖子捂住，却听见他轻笑：”汪曾祺说，春天是带着花香的。”这个瞬间，我看见少年眼里的星光，像邮筒窗口透出的橘色灯光，永远定格在记忆的显影液里。

十五岁那年，我父亲被调到省城任教。临行前夜，周明远带着三个铁皮盒敲开我家门。第一盒是收集的十二星座邮票，第二盒装着镇上老街的玻璃弹珠，第三盒却空空如也。”要装些什么才好呢？”他攥着铁皮边缘，掌心沁出薄汗。母亲递来一罐腌雪里蕻，咸涩的香气里，我听见自己说：”装些星星吧。”

火车启动时，他塞给我个牛皮信封。拆开是张手绘地图，用红蓝铅笔标注着青石巷的每个角落：邮局门前的梧桐树，中学后墙的爬山虎，还有我们常去的”春满园”茶馆。最下角写着：”以后每年五月，我会往你学校寄张槐花标本。”

那年夏天，我收到七封夹着槐花信笺的信。第一封是父亲寄来的录取通知书，第二封是周明远转来的集邮册，第三封是他在台湾求学的表哥寄来的家书，第四封是镇上新开的奶茶店寄来的优惠券，第五封…第五封是我在省城图书馆发现的，夹在《汪曾祺散文集》里的借书卡，借阅人栏写着”周明远”，日期是1999年6月7日。

2002年深秋，我在省城图书馆古籍部实习。某日整理《申报》合订本时，发现1953年5月12日的报纸上，整版刊登着抗美援朝烈士名录。周明远的名字赫然在列，籍贯栏是青石巷。旁边附着的照片里，穿军装的青年站在邮局门口，身后是梧桐树新抽的嫩芽。

原来他十七岁那年参了军，临行前夜把铁皮盒埋在梧桐树下。十年后我收到母亲托人捎来的铁盒，里面除了泛黄的《汪曾祺散文集》，还有张盖着军邮火漆的信纸：”现在邮局窗口换成了自动机器，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还是擦擦玻璃窗。你教我的，春天要用心看见。”

去年清明回乡，我在青石巷遇见卖花的老周。他蹲在梧桐树下整理花束，银发被风吹起时，我看见他腕间戴着枚铜制邮筒吊坠。”当年埋铁盒的位置，”他笑着指向树根处，”现在是个邮筒邮筒博物馆，每年春天都有人放槐花进去。”

暮色渐浓时，我在”春满园”茶馆遇见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。他正在擦拭玻璃柜里的老式信封，忽然抬头：”小友，你身上有槐花香。”我愣住，他指着窗外：”你看，那株梧桐树开花了。”晚风穿过枝桠，细碎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，像无数个五月的清晨。

此刻我摩挲着铁盒里的旧信纸，窗外的梧桐新叶沙沙作响。那些被时光浸染的墨迹里，藏着少年人笨拙而固执的告白：原来心动的痕迹不会风化，就像邮筒永远记得每个投递的春天，就像槐花年复一年落进同一个邮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