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戏台内外》

1996年香港无线电视台的镜头前，张国荣对着镜头轻笑：”男也好，女也好，中意就好。”这句话像颗石子投入深潭，在二十世纪末的香港泛起层层涟漪。彼时我刚上初中，校服领口别着母亲连夜缝制的蝴蝶结，书包里藏着《霸王别姬》的录像带，在男生女生分明的校园里，像只迷路的蝴蝶。

那时我总爱躲在礼堂后排看戏。舞台上的程蝶衣水袖翻飞，唱念做打间眉眼含情，连台下穿长衫的先生都屏住了呼吸。班主任王老师曾当众训斥：”戏子无情义，戏子无情义！”可每当夕阳斜照进礼堂，我总能看见程蝶衣的影子在幕布上轻轻摇晃，像极了美术课上老师教我们临摹的工笔蝴蝶。

初二那年，转学生陈默成了我的”戏搭子”。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，裤脚卷到小腿，却把《牡丹亭》的折子记得滚瓜烂熟。我们会在放学后的空教室里对戏，他演杜丽娘，我扮柳梦梅。有次排到”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”，他突然转身抱住我，发间的檀香混着汗味，”戏文里说’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’，你信吗？”

这句话像根细针，刺破了包裹我的茧。我开始在周记本里写那些不敢示人的句子：”为什么女生不能穿男装？””为什么男扮女装就是错？”墨迹在纸面洇开，像极了戏台上的胭脂。直到某天在图书馆遇见林老师，她戴着玳瑁眼镜，手里握着《性别政治》的英文原版书，”孩子，你笔下的《牡丹亭》比程蝶衣更勇敢。”

她带我去看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性别主题展。展厅里陈列着上世纪五十年代女京剧演员的戏服，针脚细密得能照见月光；八十年代跨性别者的剪报像褪色的蝴蝶标本；最震撼的是一组照片：张国荣在《霸王别姬》首映礼上穿着虞姬的绛红披风，发髻高挽却簪着白玉簪，眼角眉梢都是戏。

“戏台是照妖镜，也是避风港。”林老师指着展柜里程蝶衣的戏票，”1950年首演那天，梅兰芳先生特意改了台词，让程蝶衣在’从一而终’前加了个’情’字。”她翻开书页，夹着泛黄的《霸王别姬》剧本，程蝶衣的批注力透纸背：”不疯魔不成活，这四个字，我写了四十年。”

我开始在课后跟着林老师学戏。她教我唱《牡丹亭·游园》，却把”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改成了”似水流年，如花美眷”。排练厅的镜子映出我梳着油头的模样，粉墨勾在脸颊，恍若画中人。有次彩排到”良辰美景奈何天”，突然停电，黑暗中只有水袖翻飞的声音，像极了程蝶衣在戏里说的：”我本是女娇娥，又不是男儿郎。”

中考前夜，陈默在礼堂门口等我。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他递给我一盒戏妆：”程蝶衣说’从一而终’，你愿意做我的杜丽娘吗？”我们穿过空荡荡的走廊，在《牡丹亭》的唱段里奔跑。礼堂顶灯突然亮起，我看见自己的倒影在幕布上轻轻摇晃，像只终于找到春天的蝴蝶。

高考志愿填报那天，我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前画了圈。林老师送我张国荣的《红》演唱会录像带，封面上他穿着红白相间的西装，鬓角微霜却笑得恣意：”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，重要的不是演什么角色，而是你如何面对聚光灯。”此刻我忽然明白，程蝶衣在戏里喊”我本是女娇娥”时，眼里的泪光不是脆弱，而是对命运的温柔反抗。

去年冬天，我在香港文化中心看了新版《霸王别姬》。程蝶衣的扮演者是个留着中性发型的演员，唱到”不疯魔不成活”时，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。谢幕时他走下舞台，轻轻吻了吻幕布上的虞姬像，转身对观众说：”男也好，女也好，中意就好。”这句话伴着《夜来香》的旋律飘散在空气中，像张国荣留下的最后一枚戏票。

如今我常去林老师的茶馆坐坐。木格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的灯火，茶香里飘着旧时光的碎屑。有次遇见穿西装的陈默，他鬓角已生华发，却依然记得教我唱”良辰美景奈何天”。我们对着茶碗轻笑，像两个偷尝禁果的少年。窗外霓虹闪烁，恍惚间又见程蝶衣的影子在幕布上轻轻摇晃，这次他不再是虞姬，而是穿着月白长衫的自己。

戏台上的红白绸缎依旧鲜艳如初，台下看戏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张国荣说”中意就好”时，或许早已参透了戏中真谛：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重要的不是被定义成什么角色，而是永远保持对美好的执着与勇敢。就像那只在戏台内外自由起舞的蝴蝶，性别不过是翅膀上的纹路，而真心，才是振翅的源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