祭典上的月光

七月末的东京湾总是泛着粼粼波光，我站在新宿御苑的樱花树下，看着远处神社的朱红色鸟居在暮色中若隐若现。这是第十七个夏日祭典，也是我作为神社志愿者参与活动的最后一年。

“小林先生，请检查一下祭典流程表。”神社的副司事递来泛黄的纸页，上面用毛笔写着”大正十四年”的日期。我摩挲着纸页边缘的毛边，想起祖父临终前攥着这张老照片的情景。1937年的照片里，祖父穿着军装站在同样的鸟居下，背后是举着”大东亚共荣”横幅的队伍。那时他刚从中国东北的战场撤下来，左臂的枪伤至今留有弹片。

祭典当天，我负责引导游客参观”历史展示区”。当看到1931年神社与伪满洲国政府合作举办的”满洲物产展”宣传册时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清脆的日语：”这种东西应该下架！”转头看见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女孩，她胸前别着”反右翼文化”的徽章，手里举着手机对宣传册拍照。

“这是历史研究资料。”我递上印有神社徽章的名片，”我们每年都会更新展示内容。”女孩的视线扫过宣传册上”促进日满亲善”的标题，突然提高声调：”你们知道1932年在大连神社举办的’忠魂祭’吗？有三百多名中国劳工被迫参加！”她的手机屏幕亮起，一张泛黄的照片上，穿着和服的少女与戴军帽的士兵并肩而立，背景是”勤劳奉公”的标语牌。

人群开始骚动，几个举着”反夏日祭”横幅的年轻人围了过来。我注意到神社主祭官正用望远镜观察着现场，他的白发在阳光下泛着银光。祖父当年参与的神社祭典，也是这样在战火中中断的。

“请保持秩序！”神社的安保队长冲过来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女孩突然从包里掏出一叠打印稿，上面用中文写着”中华民族万岁”，旁边贴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照片。她用生硬的中文喊道：”你们应该反思历史，而不是每年都纪念侵略战争！”

主祭官突然放下望远镜，缓步走到人群前。他摘下象征神社最高职位的三重冠，露出花白的头发：”小林君，你祖父在战前是神社最年轻的司祭，他最后的请求是将神社的档案室捐给中日历史研究机构。”老人从怀里掏出个布包，里面是1945年神社保存的《对华战报》，泛黄纸页上用毛笔写着”此战乃救国之战”。

“但1945年8月15日，”老人声音突然哽咽，”我们接待了首批中国战俘，他们带来南京的惨状照片时，神社的灯笼全部熄灭了。”他掏出怀表，表盖内侧刻着”昭和二十 years later”——1970年，神社开始每年举办中日友好祭典。

暮色渐浓，神社的灯笼次第亮起。我看见女孩的徽章在月光下微微发亮，她正用手机搜索着《对华战报》的日文原文。主祭官邀请她进入历史展示区，两人并肩坐在祖父的旧藤椅上，共同修补着1937年的《满洲物产展》目录。

“其实祖父的军装是在沈阳战役中丢失的。”女孩突然开口，”我在整理神社档案时发现，他最后写的日记里记录了三个中国士兵的死亡日期。”老人颤抖的手指抚过日记本，”这些日期，和神社1937年停止举办’忠魂祭’的日期完全一致。”

祭典结束后的深夜，我在整理物资时发现女孩留下的笔记本。泛黄的纸页上，用中文写着：”真正的祭典不该是仇恨的延续，而是记忆的桥梁。”她附上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资料，以及神社与上海某历史博物馆的联络方式。

次日清晨，神社的樱花树下多了个石碑，上面刻着中日双方共同翻译的《祭典宪章》。主祭官告诉我，女孩是早稻田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，她正在筹备中日合编的《近代祭典文化史》。而那个布包里的《对华战报》，昨天已经被捐赠给了北京的中国国家档案馆。

秋风掠过神社的银杏树，金黄的落叶铺满石阶。我站在祖父的旧位置上，看着新换上的灯笼在夜风中轻轻摇曳。那些曾经被刻意隐藏的历史，正在月光下生长出新的年轮。或许真正的祭典，从来不是对过去的哀悼，而是对未来的承诺——就像祖父留下的那本日记，扉页上写着：”愿后人能看见樱花与牡丹共生的春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