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崖边有树》

站在医院走廊的玻璃窗前，我望着楼下那棵歪脖子槐树。春末的雨丝斜斜地落着，在树皮上划出蜿蜒的水痕。树冠间漏下的光斑像撒了把碎银，落在我的白大褂上，恍惚间竟与十五年前在地坛看到的景象重叠。

那时我刚从医学生变成实习医生，每天在急诊室奔走如陀螺。某个深夜，我正给第十个高热惊厥的患儿做退热处理，突然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。救护车呼啸着穿过雨幕时，我摸到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实习证明，想起导师说过”医生要永远保持专业”，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
住院部走廊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，我攥着缴费单在缴费窗口前排队。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发酸，队伍里有个裹着旧棉袄的老人，颤巍巍地数着零钱，枯瘦的手指总在五角和一元硬币间错乱。我忽然想起医学院解剖室里那些福尔马林浸泡的标本，原来生命衰亡的形态竟如此相似。

母亲去世那天，我在太平间看见她青灰色的脸。殡仪馆的穿堂风掀起她褪色的蓝布衫，露出锁骨处新添的输液针孔。我蹲下来想擦掉她脸上的泪痕，却触到冰凉的皮肤。那个瞬间突然明白，原来死亡比我们想象的更冷。

三个月后我站在ICU病房外，看着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波浪线。父亲的心脏瓣膜已经严重变形，像被岁月揉皱的旧人民币。我握着胸牌的手开始发抖，胸牌背面还沾着上周抢救时蹭到的碘伏痕迹。走廊尽头的自动贩卖机亮着幽蓝的灯，卖热咖啡的机器却罢工了，玻璃罐里飘着几片干枯的茉莉花瓣。

转折发生在某个飘雪的凌晨。我值完夜班路过住院部后巷，看见几个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。最小的那个用易拉罐当雪人的肚子，把易拉罐底部的铝皮抠得锃亮。他们围着自己用树枝刻的歪扭雪人跳舞，红扑扑的脸蛋冻得发紫，却笑得像偷到了糖果的孩子。我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三个月没和同事说过完整的句子，更别提像这样纯粹的快乐。

我开始在查房间隙观察医院里的”非医疗生命体”。营养科窗台上养着几盆吊兰，叶尖垂下来像老奶奶的银发；药房门口的流浪猫总在下午三点准时出现，蹲在轮椅堆成的金字塔旁打盹；消防通道的应急灯在停电时会变成暖黄色的光晕，把墙上的影子照得像跳动的皮影戏。这些细碎的光亮，渐渐拼凑成医院这座冰冷的建筑里的温度。

某个春分日，我跟着肿瘤科王主任去参加安宁疗护培训。在模拟病房里，我们扮演临终患者的家属。当我握着扮演妻子的假人冰凉的手，突然想起母亲去世时她指甲缝里还残留着织毛衣的毛线头。培训师让我们对着假人说出最后的话，我听见自己颤抖的声音：”别怕，医生会来救你的。”这句话像根生锈的铁钉，扎进我三天没合拢的嘴角。

现在轮到我站在同样的位置。父亲的心脏支架已经换成生物瓣膜，每周三下午的复诊成了我们唯一的固定约会。上周他突然指着窗外说：”那棵槐树开花了。”我抬头望去，春日的阳光正穿过层层叠叠的槐花，在水泥地上投下流动的光斑。父亲布满老年斑的手掌张开又握紧，像在触摸那些飘落的花瓣。

昨天整理旧物时，翻出母亲留下的蓝布衫。领口处别着我儿时送的银杏叶胸针，叶脉间还沾着当年幼儿园手工课的胶水。父亲把衣服叠进樟木箱时，突然哼起我小时候学会的《茉莉花》。他沙哑的嗓音在空荡荡的房间回荡，惊醒了窗台上打盹的橘猫。

前些天在急诊室遇到那个裹旧棉袄的老人，他正在给女儿办出院手续。我认出他女儿就是上周抢救成功的那个心衰患者，此刻正红着眼眶给父亲擦脸。老人从布袋里掏出个用报纸包着的桃木梳，说要送给护士站的小姑娘。梳齿上缠着褪色的红丝线，让我想起医学院入学时系在白大褂上的那根丝带。

昨夜值大夜班，看见护士站玻璃罐里的茉莉花瓣又添了几片。月光穿过窗棂，在罐底投下细碎的银影。突然想起史铁生在地坛看到的”死水与活水的界限”，原来生命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。就像那棵歪脖子槐树，虬结的根系在混凝土里寻找生机，每一道疤痕都是与命运谈判的筹码。

今早查房时，父亲指着病房窗台上的绿萝说：”这叶子比昨天多了两片。”我蹲下来帮他按摩因长期卧床浮肿的小腿，听见他轻声哼起我母亲最爱的《茉莉花》。晨光中，父亲的银发和窗外的槐花渐渐融成一片，那些曾经让我窒息的苦难，此刻都成了滋养生命的沃土。

出院那天，父亲执意要自己走下旋转楼梯。他扶着 rail 的手微微发抖，却坚持每走三步就抬头看一次窗外。当阳光终于穿透云层，他忽然转身对我说：”你看，那棵槐树又开花了。”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树冠间漏下的光斑正在地面跳跃，像无数个正在苏醒的太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