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画框里的春天》

我第一次见到那幅《向日葵》时，正站在少年宫的展厅里。阳光穿过玻璃穹顶，在梵高的画作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金黄色的花瓣像被点燃的火苗，在十二岁少女的视网膜上烙下永不褪色的印记。画框边立着张泛黄的纸条：”1983年冬，王秀兰赠予女儿”。

那年冬天特别冷。母亲把我的小手按在钢琴键上，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想起教室后排总也擦不干净的玻璃窗。父亲是厂里最年轻的工程师，总说” girls should be gentle”，这句话像块生铁焊在我童年的每个黄昏。当我在琴凳上偷偷用铅笔涂鸦时，总能听见母亲用围裙擦桌面的沙沙声。

“明天市里举办少儿绘画比赛。”班主任李老师把报名表递给我时，我正把美术课的石膏像偷偷塞进书包。她镜片后的眼睛弯成月牙：”听说你给校刊画了幅《春雨》？”我慌忙把画稿折成纸飞机，却看见她从抽屉里取出本泛黄的素描簿——扉页上赫然写着”王秀兰，1965年省美展获奖作品”。

那天傍晚，我攥着调色盘在画室等到闭馆。夕阳把松节油染成琥珀色，画布上未干的颜料在暮色中微微发亮。忽然有人推开半扇门，母亲举着保温桶站在光影交界处，发梢还沾着车间里的机油味。”你爸说…让你去学学怎么把颜色调得更正。”她把红糖姜茶放在调色盘旁，转身时碰倒了水杯，深褐色的液体在画布上洇开，像冬天第一场迟来的春雨。

比赛那天飘着细雪。我穿着母亲改小的旧毛衣站在展厅中央，画架上《向日葵》的草稿被雪水洇湿了边角。当评委老师指着画中扭曲的琴键问”为什么要把钢琴画成荆棘丛”时，我看见前排观众席闪过一道熟悉的灰蓝身影——父亲穿着褪色的工装裤，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图纸。

“因为真正的音乐不该被琴键束缚。”我听见自己说。画布上那些被琴谱覆盖的向日葵，此刻正在雪光中舒展花瓣。当《春雨》获得少年组金奖时，我摸到口袋里冰凉的报名表，背面不知被谁用红笔添了行小字：”1984年3月，王雨晴，已转学美术班”。

十七岁生日那天，我在画室挂出了第一幅获奖作品《齿轮与蝴蝶》。父亲作为特邀嘉宾站在展厅角落，他带来的工具箱里装着半截断掉的游标卡尺和几支新买的狼毫笔。那天夜里，母亲在阳台上摆出两杯桂花酿，她鬓角的白发在月光下泛着银光：”你爸把厂里的技术革新奖证书藏在工具箱底了，他说等哪天你画完《星空》…”

画室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，我听见颜料管在调色盘里轻轻碰撞。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，恍惚间又看见梵高在阿尔勒的麦田里挥动画笔，看见母亲在车床前校准游标尺，看见父亲在图纸上勾勒出第一架钢琴的轮廓。那些曾被视作”不务正业”的涂鸦，此刻正在晨光中化作金色的向日葵，在画框里永远定格成破茧的蝶。

去年深秋，我收到一封来自阿尔勒的信。泛黄的信纸上，父亲用颤抖的笔迹写着：”亲爱的雨晴，你画的《星空》被市美术馆收藏了。附上我偷偷拍的工厂全景图，看那排老厂房的轮廓像不像你笔下的琴键？”信封里夹着张泛黄的纸条，是1983年那张《向日葵》的复印件，背面多了一行小字：”1984年3月，王雨晴赠予父亲”。

此刻我站在美术馆的落地窗前，看着阳光穿过新安装的智能调光玻璃。展厅中央的《齿轮与蝴蝶》前围着许多孩子，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正踮着脚往画框里塞野雏菊。玻璃倒影中，我看见父亲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母亲戴着珍珠耳钉，而自己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——但此刻的毛衣口袋里，装着刚从巴黎带回来的画笔和父亲新设计的智能调色盘专利证书。

画框里的春天永不褪色，就像少年宫那幅《向日葵》的玻璃罩上，永远映照着无数个破茧而出的瞬间。当夕阳再次穿过穹顶，我看见无数金色的光斑在画布上跳跃，那些曾被视作”不务正业”的涂鸦，此刻正在时光里绽放成永不凋零的春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