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十年灯》

老槐树下的石桌上，青瓷茶盏里浮着几片茶叶。我望着茶汤里沉浮的倒影，恍惚看见三十年前的自己正站在同样的位置，用竹杖叩击石桌：”若我以十年阳寿为代价，换在座诸位往后余生皆遇良人，可愿与我赌这一局？”

那时我刚过完二十五岁生日，在省城当中学语文教师。石桌旁坐着十二位同窗，都是当年县中读书时结下的”桃花社”。有人已经结婚，有人刚订婚，最年长的王老师刚升任副校长。春日的阳光穿过槐树叶，在青砖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像极了我们当年在油灯下抄写《牡丹亭》的夜晚。

“十年阳寿换良缘？”李医生首先笑出声，他刚从省城医院调回县医院，白大褂口袋里还揣着新到的《赤脚医生手册》。”张老师这是要学孙猴子求仙丹？”他伸手要碰我的茶盏，被我侧身躲开。

我望着茶汤里自己发青的眼圈，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。那时我刚考上省城师范，母亲咳血的手掌贴在我脸上，冰得像块寒玉。”囡囡别走…”她的话被剧烈的喘息截断，最后看见的是我眼角滚落的泪。那夜我跪在祠堂前，把族谱上”张文远”三个字用朱砂描了又描，描到第三遍时墨汁已经流到了指缝。

“我母亲走前说，人活一世就像油灯里的灯芯，烧到头总要灭的。”我摩挲着茶盏上的冰裂纹，”但若能借这十年阳寿，让你们都遇到能共度残烛的人，这灯芯不也就能烧得更亮些？”

王老师突然站起来，他新剪的头发在风里飘起来：”我同意！”这个总爱穿中山装的老学究，此刻竟从口袋里掏出个褪色的红绸包，”这是当年我们抄《西厢记》用的红绸子，我留着当婚书用。”

十二双手叠在石桌上，像十二片交叠的荷叶。我咬破食指，在红绸上按出血印。那夜我抱着红绸子睡在县中旧址的槐树下，月光把绸子上的血渍照得发亮，恍惚间竟像极了《牡丹亭》里杜丽娘手帕上的花钿。

十年间我成了个怪人。每天清晨五点准时去镇东头的水井打水，因为那里能看见第一缕阳光掠过王老师家新砌的砖墙——他儿子在省城当工程师，去年春节带媳妇回来时，特意在院里种了株玉兰。我总在黄昏时分坐在县医院后墙根，看李医生给新来的护士讲解如何接生，他女儿去年在县医院护士站实习时，曾把听诊器捂得比体温还高。

最艰难的是在第七个年头。我的肺开始像漏风的破伞，每次爬三层台阶都要歇两次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我裹着棉袍去敲张裁缝铺的门。老裁缝正给女儿改嫁衣，听见敲门声抬头，我看见她鬓角的白霜比嫁衣上的银线还要晃眼。”张老师怎么来了？”她抖开一匹月白绸缎，”您这是要去哪里？”

我摸着口袋里皱巴巴的红绸子，突然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。那天我咬破手指按在绸子上时，血滴在”良人”二字上，晕开了墨迹，倒像是一朵并蒂莲。”我去市里相亲。”我听见自己说，声音像被北风撕碎的枯叶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晚老裁缝在火盆前守了整夜。她把女儿藏在身后，把我的红绸子仔细包在绸布里，用黄铜锁扣锁进樟木箱。第三年初雪落下时，我收到老裁缝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是张泛黄的纸，上面用蝇头小楷写着：”张老师，您当年按血印的红绸子，我女儿要当嫁妆了。”

十年最后一天的清晨，我站在老槐树下，看着新来的村支书带着人安装太阳能路灯。王老师的儿媳端着咖啡路过，她胸前的翡翠吊坠晃得人眼花，那是去年我教她用宣纸拓玉时，特意从家里带来的旧物件。李医生的女儿抱着婴儿从县医院出来，听诊器挂在婴儿颈间叮当作响，像极了当年我们偷溜出学校，在月光下给同学把脉的夜晚。

“十年阳寿换来的，不只是这些。”我摸着石桌上的茶盏，冰裂纹里积着经年的茶垢，”还有让我明白，良人不是等来的，是像老裁缝女儿那样，把血渍绣成并蒂莲的。”

槐花簌簌落在茶盏里，我看见三十年前的自己正从时光深处走来。他手里攥着红绸子，眼角还带着师范学校求学的青涩。我们相视一笑，茶汤里浮起两片茶叶，一叶向东，一叶向西，在春日的光斑中慢慢沉底。

暮色四合时，新安装的路灯次第亮起。穿白大褂的护士抱着药箱走过，胸牌上别着玉兰花胸针；穿西装的医生拎着CT片，公文包上别着红绸结；戴草帽的老裁缝坐在灯下，给女儿改嫁衣的银剪在灯光下闪着柔光。他们各自走向不同方向，却都在路灯下投出相似的影子，像十二株并蒂生长的木棉。

我转身走向县医院，肺叶在冷空气里又疼起来。但我知道，那些被十年阳寿点亮的灯火，终将在某个春夜，连成银河般的星河。就像母亲祠堂里那盏长明灯，虽然油尽灯枯，却始终为后来者照亮归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