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病榻上的妈妈》

清晨五点，我被厨房的响动惊醒。透过虚掩的门缝，看见妈妈正踮着脚尖在灶台前忙碌，围裙上沾着几点面粉。她左手扶着微微发抖的腰，右手握着擀面杖，在案板上压出整齐的圆饼。

“妈，您腰疼就歇着吧。”我披着睡衣冲过去要扶她，却被她轻轻推开。妈妈总是这样，像棵不知疲倦的老槐树，春来抽芽夏遮阴，秋结籽实冬护根，年复一年把全家人的四季都扛在肩上。

七月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。那天妈妈正在给客人包粽子，突然捂着额头蹲在地上。我扶她去躺椅上休息，发现她额头烫得像块烧红的铁板。爸爸出差未归，只有我和老张叔在。张叔摸着妈妈的额头直摇头：”这热度，怕是烧坏了。”

“别慌，吃点退烧药就行。”妈妈摆摆手，把粽子往我手里塞了塞，”客人还在等呢。”我眼睁睁看着她摇摇晃晃回到厨房，继续剁着沾满辣椒的馅料。直到暮色四合，她才瘫倒在沙发上，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茶几。

那天夜里我做了个噩梦。梦见妈妈变成了一棵枯树，枝桠间挂满冰凌，根系却仍在地下默默输送养分。醒来时发现她蜷缩在沙发角落，像片被雨水打湿的落叶。我摸到她滚烫的耳垂，才发现退烧药根本没起作用。

“妈，我们去医院吧。”我背起她时才发现她瘦得像片枯叶。急诊室里，护士第三次核对信息：”患者姓名？李秀兰？”

“是，李秀兰。”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。

“性别？”

“女。”

“哦。”护士登记完继续问：”有没有家属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攥着妈妈冰凉的手，突然想起张叔说过的话。他蹲在走廊长椅上抽烟，烟头明灭间叹气：”女人病了算什么大事，男人病了才要紧。”

这句话像根鱼刺卡在我喉咙里。三天前爸爸在工地摔断腿时，全家翻箱倒柜找来他珍藏的茅台，连夜开车去省城找骨科专家。而妈妈高烧不退时，我们连退烧药都嫌她麻烦。

“孩子，要拍个CT确认。”医生看着CT片直摇头，”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，再拖就要手术了。”

缴费窗口排着长队，我握着妈妈的病历本，突然发现”患者姓名”栏赫然印着”李秀兰”。这个本该属于医生的称呼，此刻却像块烧红的烙铁。

“妈，咱们回家。”我背起她走出医院时，夕阳正把云朵烧成金红色。路过药店时，我买了最新出的护腰仪，却在收银台前迟疑了。导购员笑着递来宣传单：”这款是专门为女性设计的，能缓解腰肌劳损。”

“女性？”我捏着单子上的字，突然想起妈妈总说”女人腰疼是福分”。这句话此刻像根生锈的铁钉，扎进我掌心的伤口。

深秋的清晨，爸爸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晒太阳。他摔伤后变得异常敏感，连晾衣服都要我帮忙拿衣架。妈妈坐在藤椅上织毛衣，毛线团突然从膝头滚落，她下意识去捡，却重重摔在地上。

“妈！”我冲过去时，看见她膝盖渗着血珠，像朵绽开在雪地里的红梅。张叔冲进来要背她去医院，却被妈妈摆摆手：”不碍事，我年轻时摔断过腿……”

“这次不同！”我一把拽起妈妈的手腕，”这次是腰椎再次受伤！”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天际时，妈妈还在念叨：”别耽误了织毛衣……”

手术室的红灯亮起，我握着妈妈冰凉的手，突然想起她总说”女儿的手心是暖的”。此刻掌心却全是冷汗，原来那团温暖，早被岁月压成了坚硬的茧。

术后第三天，妈妈在病床上织着歪歪扭扭的毛衣。护士进来查房时，看见她正用输液的手捏着毛线针。”李阿姨，您这是何苦……”

“不碍事。”妈妈笑着把毛线团塞给护士，”等出院了再织。”她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晨光，像极了小时候给我缝纽扣时，那双永远温柔的眼睛。

出院那天，爸爸突然把珍藏的茅台塞进我手里：”以后你妈要是再生病，这酒就当止痛药。”我望着妈妈被护工推着走向公交车的背影，突然发现她腰间缠着的护腰仪闪着银光，像条沉默的河流，默默流淌在时光里。

如今每次路过药店，我都会买护腰仪给妈妈。导购员总笑我买得勤：”您家老太太真是 lucky girl。”我笑着接过商品袋，突然明白真正的幸运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被平等对待，无论是男是女，是大人还是孩子。

前些天整理旧物，翻出妈妈年轻时的病历本。泛黄的纸页上写着：”1987年3月，急性阑尾炎手术。”旁边用铅笔写着：”女儿手术当天，妈偷偷留了半碗鸡汤。”字迹被岁月晕染得模糊不清，却比任何碑文都更让我心酸。

窗外的梧桐叶又黄了，妈妈正在织新毛衣。我悄悄把护腰仪放在她手边，突然听见她哼起老歌：”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……”歌声穿过时光的缝隙，和三十年前的鸡汤香气重叠在一起，在秋日的阳光里酿成琥珀色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