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荆花开时

1997年的香港回归前夕，父亲的书房里总飘着油墨的清香。那年我八岁，趴在红木书案上，看父亲用钢笔在《少年中国说》的宣纸上临摹。窗外维多利亚港的霓虹灯次第亮起，像无数星子坠入翡翠色的海面。

父亲是香港大学的历史系教授，书架上堆着泛黄的《申报》和《大公报》，每份报纸的边角都折起一道月牙形的弧度。他常带着我去看升旗仪式，天安门城楼的红旗猎猎作响时，父亲会把紫荆花胸针别在我校服衣襟上：”这是五百年前郑和下西洋带回的植物，现在要回到本来的地方了。”

2010年秋，我作为交换生回到北京参加高考。清华园的银杏叶落满朱红宫墙时，我在明理楼阶梯教室第一次听见”少年强则国强”的演讲。讲台上穿旗袍的教授眼角有细纹，却把梁启超的手稿投影在幕布上：”饮冰先生当年在《新民丛报》写’少年人如朝阳，如乳虎，如春前之草’，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种锐气。”

那天傍晚，我独自走到未名湖畔。湖心岛的垂柳在暮色中轻摇，远处荷塘的残荷梗在晚风中发出细微的断裂声。忽然想起父亲书房里那幅未完成的《紫荆图》，宣纸上墨色氤氲处，仿佛能看见花瓣上凝结的晨露。

2018年深冬，我在深圳湾口岸遇见一位卖糖画的阿婆。她用铜勺在铁板上勾勒出紫荆花图案，糖浆在零下五度的空气里迅速凝固。”我丈夫在1997年去了英国，”她把糖画递给我时，无名指上的戒指刻着”Kin”字，”现在女儿在美国读博士，但每年春节我都带着这盆紫荆花回香港。”她指了指身后玻璃橱窗里新换的五星红旗。

那天我买了糖画回到学校，在宿舍阳台上摆成心形。月光透过天窗洒在糖霜上，恍惚看见父亲书房里的那盏台灯，母亲在灯下缝制五星红旗时的银针，还有梁启超手稿上”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”的批注。

2020年春天，我作为志愿者参与社区防疫。在给独居老人送物资时，遇见住在老胡同里的林奶奶。她颤巍巍地从樟木箱底取出个蓝布包，里面是晒干的紫荆花瓣和泛黄的《新青年》合订本。”我女儿在1997年嫁到加拿大，”她把花瓣装进我手心的玻璃瓶，”她说这是从你们家的书房带走的。”瓶底压着张泛黄的照片，是父亲穿着中山装站在中英街石碑前的背影。

那天我站在景山万春亭，看朝阳从故宫琉璃瓦上滚落。父亲书房里的那盏台灯，母亲缝红旗时的顶针，林奶奶手心的紫荆花，都在记忆里连成一条金线。忽然明白梁启超说的”淬厉”与”采补”——我们既要守护五千年文明积淀的沃土，也要让年轻枝桠向着光明生长。

2023年清明，我带着女儿回香港参加家族祭扫。维港的游轮拉响汽笛时，女儿指着海面上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：”妈妈你看，紫荆花和红旗都开在同一个地方了。”她胸前的紫荆花胸针，是我在北京买给她的，针脚处还留着当年糖画上的糖霜。

黄昏的香港街头，霓虹灯把紫荆花的影子投在青砖墙上。我忽然想起梁启超在《少年中国说》结尾的句子：”纵有千古，横有八荒，前途似海，来日方长。”父亲书房里的钢笔、母亲的顶针、阿婆的铜勺、林奶奶的银针，还有女儿胸前的紫荆花，都在时光长河里连成不灭的星光。

暮色渐浓时，我们走进中环的百年茶楼。茶艺师穿着改良旗袍，用紫砂壶冲泡着正山小种。她端来茶点时，腕间的翡翠镯子碰出清越的声响：”我们这代人，既要留住老味道，也要学会用新茶具。”窗外的紫荆花在夜风中轻颤，花瓣上的露珠折射着霓虹，像无数细碎的银河。

茶香氤氲中，我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。扉页上抄着梁启超的话，旁边贴着女儿用紫荆花瓣做的书签。墨迹与花香交织的页面里，有父亲教我临摹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有母亲缝制的红旗碎片，还有林奶奶赠送的《新青年》书签。这些散落的时光碎片，在紫荆花的见证下，渐渐拼成完整的星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