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老相册里的春天》

老周在阁楼里翻出那个铁皮饼干盒时，窗外的梧桐叶正簌簌落在积灰的窗棂上。他布满老年斑的手指抚过盒盖上”1968″的刻痕，突然想起四十年前那个潮湿的梅雨季，自己也是这样蹲在宿舍楼后头，用半截粉笔在斑驳的砖墙上写下这个年份。

饼干盒里躺着本蓝布封面的相册，边角已经磨得发白。老周颤巍巍地翻开第一页，泛黄的照片上站着穿军装的年轻人，胸前别着两朵大红花。那是他第一次见林秀兰，扎着两条齐耳短发，在公社晒谷场跳忠字舞。老周记得那天裤兜里的钢笔硌得大腿生疼，是秀兰递来的半块桃酥，用油纸包着，带着新烤的麦香。

“周叔，您这是在整理家传宝物啊？”身后传来清亮的声音。穿校服的姑娘踮脚取下最上层的玻璃板，阳光穿过她马尾辫上的蝴蝶结，在相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老周慌忙合上相册，指节擦过秀兰照片上褪色的红盖头，突然发现相纸边缘有道裂痕，像道干涸的泪痕。

“这是小芳，我孙女。”老周摩挲着相册里夹着的黑白照片，照片里穿碎花裙的姑娘正仰头看他，眼角有颗泪痣。老周突然想起三十年前女儿出嫁那天，小芳把红盖头蒙在他脸上，说爷爷要当新郎官。那时他鼻尖还沾着喜糖的碎屑，眼泪却砸在女儿雪白的婚纱上。

“周爷爷，您和奶奶的故事好特别。”小芳用手机扫描相册里的老照片，忽然指着某页惊呼：”这张照片好熟悉！我在校史馆见过类似的背景！”老周顺着她手指看去，公社礼堂的穹顶上，”忠字舞”的横幅还挂在褪色的梁柱间。他想起秀兰总爱在礼堂唱《东方红》，声音比晒谷场上的蝉鸣还要响亮。

相册里夹着张泛黄的火车票，1969年10月2日，从北京到郑州。老周在票根背面发现行小字：”给秀兰买糖，她最爱吃麦芽糖。”字迹被岁月洇得模糊，像被雨水冲刷过的碑文。小芳突然说：”周爷爷，您是不是总在等什么人？”

老周愣住了。他想起秀兰走的那天，公社派来的卡车在村口抛锚，他抱着装着麦芽糖的玻璃罐，在泥泞里走了二十里路。糖罐摔碎时，他看见秀兰穿着蓝布衫，在卡车尾灯里朝他挥手，像一截倔强的芦苇。

“等她啊。”老周的声音轻得像飘落的梧桐叶，”等她从北京回来。”小芳的指尖停在半空，她突然发现相册里每张照片的背面都有字迹，有的是秀兰写的”今天周叔送我回家”，有的是老周用铅笔画的歪扭的太阳。

阁楼的穿堂风卷起几片相纸，老周看见1972年的照片上，秀兰抱着穿开裆裤的女儿在晒谷场看戏。女儿正是现在的小芳，扎着歪歪扭扭的羊角辫。老周突然笑出声，眼角的皱纹里盛满阳光：”我等了四十年，等她变成我孙女。”

小芳的校服口袋里露出半截钢笔，老周认出是当年秀兰送的那支英雄牌钢笔。笔帽上刻着”赠周大勇同志”，笔杆里还残留着麦芽糖的甜香。老周把钢笔放进饼干盒，忽然发现盒底压着张字条，是秀兰的笔迹：”等爷爷把糖罐里的麦芽糖吃完，我们就回家。”

暮色漫进阁楼时，老周和小芳坐在晒谷场的石阶上。老周从饼干盒里掏出个玻璃罐，里面装着当年摔碎的麦芽糖，糖渣在罐底结成琥珀色的痂。小芳尝了一口，说：”有点苦。”

“是糖的苦。”老周望着远处起伏的麦浪，”但日子越熬越甜。”晚风送来不知谁家炖肉的香气，混着晒干的艾草味，在暮色里酿成陈年的酒。小芳突然说：”周爷爷，您把回忆熬成糖了。”

老周摸着玻璃罐上的裂痕，想起四十年前那个梅雨季，他在砖墙上刻下”1968″时，秀兰递来的半块桃酥。糖纸上的水汽模糊了字迹，却让那道刻痕在岁月里长出青苔。他终于明白，有些等待不是在等某个人，而是在等时光把苦涩熬成回甘。

月光爬上阁楼的窗棂时，老周把相册轻轻放进饼干盒。铁皮盒盖合拢的瞬间，他听见四十年前的忠字舞在晒谷场回响，看见三十年前的红盖头在月光下飘动，还有女儿出嫁时沾着喜糖碎屑的眼泪。这些零散的碎片在记忆里重新拼合，化作比钢铁更坚硬，比丝绸更柔软的永恒。

“周爷爷，您知道吗？”小芳突然开口，”我昨天在历史课本上看到，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第二年。可您和奶奶的故事，比任何历史书都生动。”老周笑着摸摸她的头，饼干盒里的相册在月光下泛着幽幽蓝光，像封存着永不褪色的春天。

阁楼外传来布谷鸟的啼鸣，老周想起秀兰总说，布谷鸟的叫声像在唤人回家。他轻轻合上饼干盒，听见四十年前的钢笔在盒底沙沙作响，那是秀兰在写：”爷爷，我们回家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