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第七场演出》

我站在后台的镜子前，第三次调整领结。镜中人左耳垂的银色耳钉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那是去年在敦煌鸣沙山买的。化妆师小林递来矿泉水，我拧开瓶盖时，看见玻璃瓶上印着”大同”两个字。

这是我在北京的首场个人专场，也是我出道第七年。七年前从山西大同来北京闯荡时，我总爱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对着晋北的星空写歌。那时我坚信，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，真正的音乐不该被流量裹挟。

“大同老师，观众席坐满了。”场务小张第三次来报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想起上周在798艺术区签售时，有个穿校服的女孩问我：”大同哥，你歌里的’沙棘果’是什么？”我望着她手背上未干的蓝墨水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，把山西的沙棘果、大同的剪纸、五台山的梵音，都化作了数据报表上的数字。

第一首歌是《雁门关的雪》。当电子合成器与古筝的对话在会场响起时，后排突然传来手机拍照的咔嚓声。我看见前排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女士，正用平板电脑录下我弹奏义甲古琴的特写。这把琴是我从大同老艺人那里赎来的，琴腹里嵌着三百年前制琴人的银丝。

第二首歌《桑干河谣》开始前，场控突然报故障。我望着空荡荡的舞台，想起七年前在山西大同一家民谣酒吧驻唱时，老酒保总说：”大同的酒瓶要摔七下才够味。”此刻我握紧话筒，听见观众席传来零星的议论：”这歌手怎么不唱抖音神曲？””前奏好熟悉，是不是某首热歌的改编？”

当《桑干河谣》的采样版响起时，我看见第三排穿红色汉服的女孩在刷手机。她把我的歌和某位顶流歌手的翻唱视频做了对比，配文”这才是山西民谣该有的样子”。我转身看向大屏幕，实时弹幕正在疯涨：”这才是传统！”、”土味！”、”好听但过时”的争论像沙尘暴般席卷整个会场。

中场休息时，我躲进后台的吸烟区。小林递来薄荷糖，她手腕上戴着去年我设计的银镯，镯子内侧刻着”云冈石窟第20窟”。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三年前在山西采风，那个守护石窟四十年的文物修复师。他说：”好东西经得起时间，但总有人要赶着看热闹。”

后台的咖啡机突然发出警报声。我看见监控屏幕上，那个穿汉服的女孩正举着手机对准我的背影。她屏幕上的弹幕正在疯传：”大同老师偷偷吸烟！””这才是真小人！”我摸出口袋里的打火机，突然想起第一次来北京时，房东阿姨塞给我的那包大同陈醋。

返场时我换了身月白色唐装，腰间系着从平遥买来的蹀躞带。当《云冈十二时辰》的前奏响起，我看见那个女孩终于坐直了身体。她的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起，显示着刚发出去的微博：”原来大同老师也困在流量里。”

最后一曲《桑干河》的现场版结束时，我看见她举着手机在录。弹幕突然安静下来，只有我琴弦上的松香簌簌落下。后台小林说，本场门票实际销售率是82%，但现场观众比预期多了三成。散场时那个女孩找到我，递给我一张手写卡片：”大同老师，我下载了你的全部作品。”

走出剧场时，北京正下着细雨。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得很长，像七年前那个在山西街头背着吉他流浪的少年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山西老家发来的消息：”云冈石窟新游客中心要办民谣展，你设计的文创产品卖爆了。”

雨滴打在”大同”牌的矿泉水瓶上，我突然明白，那些被听得最多的歌，或许正是时代与乡愁共同酿制的酒。就像我总在歌词里写的：”沙棘果会酸，但酸过才会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