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老槐树下的告别》

消毒水的气味在鼻腔里凝成冰碴，我数着病房墙面的裂纹，第三十七道。医生的话像把生锈的剪刀，咔嚓剪断了最后几根丝线。护士推着治疗车进来时，我正盯着窗台上那盆蔫头耷脑的绿萝，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建筑工地，工头往我手里塞了把野姜花。

“小陈，这批钢筋得赶在雨季前封顶。”工头把安全帽扣在我头上，帽檐压得我眼前发黑。那年我十九岁，刚从技校毕业，跟着师傅们跑工地。钢筋在烈日下泛着青白的光，像无数条银蛇在脚手架上蜿蜒。我总在午休时爬到最高层的钢架，看远处的山峦被热浪揉成模糊的色块。

“师傅，你说人活着到底图个啥？”我蹲在未完工的楼梯间，啃着发硬的馒头。馒头渣粘在嘴角，被汗水洇成淡黄色。师傅叼着烟卷没回答，只是往我兜里塞了包红塔山：”抽着，提神。”

后来我成了工地上的”快手”，能徒手绑三百根钢筋不喘气。工头总爱在验收时拍我肩膀：”小陈这手艺，将来准能当上包工头。”我笑着接过安全帽，帽檐里渗出的汗珠滴在账本上，晕开墨迹。账本里记着工钱、材料费、罚款，唯独没有”家”这个字。

2005年春节前夜，我在工棚里接到母亲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咳嗽声，像破风箱似的。”你爸的肺病又犯了，医生说…”母亲的声音突然哽住，我听见她急促的呼吸声。我攥着电话在工棚里转圈，安全帽滚到脚边，帽檐撞在铁皮上发出闷响。

“我明天就回去。”我听见自己沙哑的声音。工头拦着不让，说年后还有大工程。我翻出存折，里面只有三千块钱，是攒了两年给妹妹交学费的。工头看着存折直摇头：”小陈，工地这行当，命是卖给人家的。”

我站在医院走廊，看着缴费单上的数字像条黑蛇游走。妹妹的学费、父亲的医药费、工地拖欠的工钱，数字在纸面列队，指向我渺小的肩膀。护士推着轮椅进来时，我正盯着缴费单边缘的毛边发呆。轮椅上的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：”小伙子，我闺女也曾在工地搬砖。”

老人姓周，是工地食堂的帮工。他说起女儿在工地的遭遇，我握着她的手，发现她掌心的茧子比我的还厚。那天我们聊到深夜，老人从怀里掏出个铁皮盒，里面装着泛黄的合影。照片里穿橘色工作服的女孩，在钢筋丛林里笑得像朵野菊花。

“这是我闺女。”老人摩挲着照片，”她总说要攒钱开家小吃店，给工友们改善伙食。”我突然想起工头说的”工地这行当，命是卖给人家的”，原来这句话背后，藏着无数个周大娘这样的故事。

2010年我在深圳安了家，开了家装修公司。老客户王总每次来都爱带盒阿胶糕，说：”小陈，你爸当年给我家装修时…”我笑着接过，却再没告诉过他，当年那个在工地吃馒头的小伙子，如今也能在深夜给客户做方案。王总退休后常来家里吃饭，总爱坐在阳台的老槐树下。那棵槐树是我接手第一个项目时种下的，如今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。

“小陈，你说人活着到底图个啥？”王总突然问我。我正在炒他爱吃的糖醋排骨，油星溅在围裙上。他没等我说，自顾自说起年轻时在工地被钢筋划伤的故事。他说当时血滴在混凝土里，像朵永不凋零的花。

去年冬天我陪王总去扫墓，墓碑上刻着他女儿的名字。他说起女儿在工地失踪那晚，工友们在脚手架下找到的只是一双沾满水泥的胶鞋。我蹲在墓碑前，突然看见树影里飘着细碎的雪，像极了二十年前工地上那场 never-ending rain。

现在躺在病床上的我，终于明白那些年工头塞给我的红塔山，不是提神，是让我们在钢筋水泥里抓住点活着的温度。母亲把父亲的老怀表放在我掌心，表盖内侧刻着”平安”二字。我摩挲着那些凹凸的刻痕，突然想起周大娘的铁皮盒，想起王总女儿沾满水泥的胶鞋，想起工地上那些永远停在十九岁的笑容。

护士说今天可以喝点粥，我捧着碗的手在发抖。窗外的槐花开了，细碎的花瓣落在粥面上，像极了当年馒头上的汗渍。我突然想起妹妹去年寄来的照片，她开的小吃店门口排着长队，野姜花的香气混着糖醋排骨的味道，在阳光下飘得很远。

医生说可能撑不过夏天，我却在想，或许能等到槐花再次盛开。我要把工地的账本烧掉，那些写满数字的纸页，该化作春泥滋养老槐树。我要给妹妹汇笔钱，让她把小吃店开到工地门口，让工友们都能闻到野姜花的香气。我要把王总的老怀表擦干净，挂在装修公司最显眼的位置，提醒每个客户：人活着，图的不只是钢筋水泥，还有那些在烈日下绽放的野花。

窗台上的绿萝突然抽出了新芽，嫩绿的叶片在晨光里舒展。我突然想起师傅说的”快手”，原来真正的”快手”，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把每个瞬间都握得紧紧的。就像老槐树，把根须深深扎进泥土，却在每个春天，把整个天空都捧在枝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