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绽放》

1998年的夏天，我蹲在老宅子的天井里，看祖母用竹扫帚把最后一片梧桐叶扫进竹筐。暮色里飘来隔壁张婶的收音机声，断断续续的旋律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。祖母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往我掌心塞了个缠着红线的玻璃珠：”这是你爷爷参加文工团时的纪念品，以后要好好保存。”

那时我还不懂，为什么每个周末傍晚，祖母都会准时坐在八仙桌旁，用磨得发亮的半导体播放同一首歌。直到2003年高考结束，我翻出压在樟木箱底的半导体，锈迹斑斑的金属壳里还藏着半片发黄的磁带。

磁带转动时沙沙的杂音里，我第一次完整听完了《绽放》。1978年的录音质量极差，女声时断时续，却在某个黄昏突然清晰起来：”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……”窗外的玉兰花正在飘落，花瓣落在我摊开的物理竞赛笔记上，像无数个等待破茧的蝶。

那年冬天，我在市图书馆古籍部偶然发现泛黄的《新乐府》手抄本。扉页上工整的钢笔字写着”1984级音乐系林芳抄录”，内页夹着张黑白照片，穿着军绿色棉袄的少女站在琴房窗前，背后是”为祖国放歌”的巨幅标语。照片背面用蓝墨水写着：”1985年5月23日，首演《绽放》，观众席第17排B座。”

我突然想起祖母总说，她年轻时在文工团演《绽放》时，台下有个穿中山装的老人一直在抹眼泪。原来四十年间，这曲歌早已在时光里穿行，如同永不干涸的河流，漫过不同时代的堤岸。

2010年秋，我在北京胡同里遇见卖唱的盲人老周。他布满老年斑的手掌上横亘着琴弦，随着《绽放》的旋律在青石板上叩击出清越的声响。当他唱到”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时，路过的中学生纷纷驻足，有人掏出手机录音，有人轻轻鼓掌。暮色中的胡同像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，老周沙哑的嗓音与远处地铁的轰鸣奇妙地交融。

那天我买了张黑胶唱片送他。老周摸着唱片上的凹槽说：”我爷爷也唱过这首歌，他说这是他参加抗美援朝文工团时学会的。”唱片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晕，仿佛能照见七十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夜晚，年轻战士们用歌声穿越封锁线的场景。

2015年春节，我在医院走廊遇见化疗中的李阿姨。她戴着毛线帽，化疗后稀疏的头发被精心盘起。当我把《绽放》的CD放进她枕边的播放器时，她突然抓住我的手：”这是你爷爷的声音对吗？他走的那年，我正在排练这首新歌……”监护仪的滴答声里，她轻声哼起副歌：”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

窗外的玉兰花又开了，花瓣落在她枯瘦的手背上，像时光撒下的鳞粉。我忽然明白，那些在时光长河里反复吟唱的音符，其实都是生命写给岁月的情书。

2020年武汉疫情最严峻时，我在方舱医院的视频通话里，看见小侄女穿着防护服在隔离区教护士们唱《绽放》。透过口罩，她红扑扑的脸庞像朵含苞的木棉花：”小周姐姐，你们听，这是春天在唱歌！”视频那头传来此起彼伏的应和，防护面罩上的水雾与泪水在歌声中交织。

今年清明，我带着曾孙女回到老宅。天井里的梧桐树已长到三层楼高，但石阶旁那株玉兰花依然年年绽放。曾孙女踮着脚摘下最末端的青涩花苞，忽然指着天空喊：”奶奶快看！”原来不知何时，一群白鸽正掠过新装的太阳能光伏板，翅膀掠过的地方，阳光碎成金色的音符。

我轻轻按下半导体，1978年的《绽放》穿越四十三载光阴，在曾孙女的笑声里重新流淌。当”愿得此身常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”的歌声响起时，光伏板上的阳光恰好汇聚成光斑，映在她亮晶晶的眼睛里。

暮色渐浓，半导体里飘出的旋律与鸽哨声渐渐重叠。我忽然懂得，幸福从来不是某个瞬间的绽放，而是时光长河里永不褪色的坚持。那些在岁月里传唱的歌谣，那些被音符串联起的记忆，终将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，化作晨露般的晶莹，落在我们掌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天井里的老座钟敲响八下，曾孙女把玉兰花别在我耳畔。她仰起脸问：”奶奶，为什么这首歌听起来像星星在唱歌？”我望着她天真的眼睛，轻轻哼起副歌：”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……”晚风掠过天井，卷起满地花瓣，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春日盛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