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父亲的账本》

九月的蝉鸣裹着热浪涌进老式居民楼，我蹲在杂货铺门口数着硬币，油纸包里的钢镚沾着汗渍，在阳光下泛着暗淡的光。玻璃柜台里，父亲那本磨毛边的账本正躺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着”93年6月28日，进的货又涨价了”这样的字迹。

那时我总爱趴在柜台边偷看账本，那些歪歪扭扭的数字像会跳舞的蚂蚁。父亲说这是”传家宝”，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红皮账簿，用毛笔写的工楷记录着三十年的收支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，杂货铺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，货架上的货品像秋日落叶般陆续撤走。有天夜里我起夜，看见父亲坐在昏黄的灯下，用圆珠笔在账本空白处添补：”9月15日，王师傅下岗送来半扇肉，记作赊账”。

那年冬天特别冷。我裹着父亲旧棉袄上学，棉袄里衬里缝着层薄毯，是父亲用旧毛线织的。每天清晨五点，杂货铺的卷帘门就会准时发出吱呀声，父亲佝偻着背把冻得通红的双手往火盆里搓。我总想劝他少卖点货，可他总是摸着账本说：”账上还有三百块，够买你半学期课本。”

最难忘的是1999年春节。杂货铺刚凑够三十斤挂面准备过年，隔壁老李突然来赊账，说儿子要结婚需要二十斤白面。父亲翻着账本思忖片刻，突然抓起红笔重重划掉刚记上的”春节备货”一项：”老李欠的账先结了，他儿子结婚比咱过年要紧。”老李抱着面袋出门时，我看见他眼眶通红，却把最后一枚钢镚塞进了父亲手里。

那年春天，父亲在街角支起个流动摊位。我每天放学都去看他，三轮车上码着成箱的方便面和矿泉水。他教我算账：”看见没？这个摊位日流水五十块，算上运输费，每天净赚八块。”我蹲在地上数硬币，突然发现他手上的老茧比账本上的数字还多。

2001年国企改制，杂货铺最后一批存货清空那天，父亲破天荒买了瓶二锅头。我们坐在柜台前的水泥墩上，他蘸着酒在账本封皮写下”新篇章”三个字。那晚我听见他给邻居们打电话：”老张家的煤气罐我帮你们押着，别让灶上烧着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此起彼伏的”老赵真是个老黄牛”。

2003年非典爆发时，杂货铺改成了防疫物资供应点。父亲把账本锁进铁皮箱，用毛笔誊写了新的《便民登记簿》。我看见他给医护人员送防护服，给隔离在家的老人送菜，登记簿上记满了”无接触配送”和”特殊慰问”。有次他发高烧还坚持送药，我翻找药箱时发现账本夹在药盒里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”5月12日，为医护人员垫付医药费，已通过工会报销。”

2010年我在大学读大二，父亲把杂货铺改成了社区便利店。他给我寄了张照片，玻璃橱窗里摆着”大学生创业赞助站”的牌子，账本上多了”校园代购”和”兼职信息”栏目。视频通话时他展示着新添的二维码支付选项，背景里我的课本和父亲的账本并排躺在柜台上，像两代人的见证。

去年春节返乡，我发现父亲的账本变成了电子版。他戴着老花镜研究手机支付，却依然保留着手写备注的习惯。除夕夜我们围坐桌前，他指着屏幕上的账目说：”现在年轻人用手机记账，但有些事还是得用纸写。”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个红皮本，里面夹着泛黄的纸页，是我儿时用铅笔画的”杂货铺设计图”，旁边批注着”2023年3月8日，女儿提议增加鲜花区”。

前些天整理旧物，我在账本里发现张剪报。1998年某财经报纸头版标题是《经济寒冬中的个体户困境》，下面夹着父亲用红笔写的批注：”账上还有473块，撑到三月”。纸页边缘被摩挲得起了毛边，像父亲那些年被钢笔尖磨破的指腹。

窗外的梧桐叶开始泛黄，父亲的杂货铺依然在街角开着。我站在玻璃柜台前，看着电子屏滚动着扫码声，突然想起他常说的那句话：”账本上的数字会变，但人心里的秤不能丢。”那些泛黄的纸页里，藏着中国小人物三十年的坚守，也让我懂得，所谓传承，不过是把父辈的脊梁挺得更直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