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银杏叶的第三种颜色》

深秋的黄昏总是来得格外早。我站在公司楼下等小夏，她白衬衫的袖口被风掀起一角，像只随时要振翅的蝴蝶。这是她转正后的第三次加班，我习惯性地绕到地铁口接她，却在她走出写字楼时发现，那辆本该载我去城西的共享单车，此刻安静地停在她常坐的台阶旁。

“今天不是要回家看父母吗？”我望着她发梢沾着的银杏叶，叶片的金黄在她耳后碎成细碎的光斑。小夏低头系鞋带，鞋尖踢到一片落叶：”我临时被客户抓去改方案了。”她说话时睫毛在眼下投出颤动的阴影，让我想起初遇那天在咖啡馆，她也是这样慌乱地擦拭溅到桌面的拿铁。

那年我初到省城求职，住在上城公寓七楼。每个周五傍晚，总有个穿米色风衣的姑娘会抱着文件出现在电梯间。小夏的工牌上印着”市规划局实习生”，她负责整理旧城区改造的档案。有次电梯故障，我们被困在黑暗里，她突然哼起《卡农》，指尖在扶手上敲出清亮的节奏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父亲在旧城改造中去世，那些泛黄的档案里藏着半生未解的遗憾。

“顺路就顺路吧。”小夏把外套披在我肩上，风卷起她围巾的流苏。我们踩着满地银杏叶往地铁站走，叶片在夕照中泛着蜜糖般的光泽。经过老城区斑驳的砖墙时，她忽然驻足：”你看，这些墙砖和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”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褪色的墙面上新贴着二维码，扫码后能听见居民们录制的回忆。

“其实我们根本不顺路。”小夏的声音混着地铁呼啸而过的轰鸣，”你公司在西边，我家在东边，直线距离超过二十公里。”她从包里掏出两盒凉透的煎饼果子，塑料袋里渗出金黄的汤汁，”但上周我加班到九点，你出现在城东地铁站时，手里还拎着城西超市的购物袋。”

我接过其中一个煎饼果子，酥脆的面皮碎在指间。那天暴雨倾盆，我故意绕路去城东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看她蹲在便利店门口给流浪猫喂食。监控录像显示，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，在便利店洗手间等到她结束工作。雨水顺着发梢滴在收银台，她却只顾着和流浪猫说话，直到我递上热咖啡，才发现她衬衫后背洇湿了一大片。

“那为什么要做这些？”我咬开煎饼果子的夹层，生菜叶硌着牙齿。小夏沉默地望向远处亮起的路灯，光晕在她眼底碎成星子：”上个月整理父亲的老房子，发现他藏在工具箱底的铁盒。”她掏出个褪色的钥匙扣，里面装着泛黄的图纸——是父亲生前参与设计的社区公园。

“他最后三个月都在修改方案，说不能让居民搬走时连个散步的地方都没有。”小夏的指甲掐进掌心，”上周我给那个二维码续费时，听见老张头说，当年他为了多留几棵银杏树，和拆迁队吵得差点打起来。”她的眼泪砸在煎饼果子上的酱汁里，晕开深褐色的痕迹。

我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。那时我刚升任项目负责人，他攥着我的手在病床上画圈：”规划不是画图纸，是要长在土地里的。”父亲走后，我开始频繁出现在旧城改造的施工现场。有次在危墙下遇见小夏，她正踮脚给新栽的银杏苗系红绸带，晨露沾湿了她沾着泥点的帆布鞋。

“那天你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城东？”我摩挲着煎饼果子塑料袋上的褶皱。小夏把最后一片生菜塞进嘴里：”我查了你的通勤记录，发现你每天都会绕道经过老城区。”她说话时喉结滚动，像吞咽着未说出口的重量，”上周三暴雨，我特意把会议改到城西，就为了看你多走五公里。”

暮色渐浓，地铁站的电子屏开始闪烁末班车时刻。小夏忽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她的掌心滚烫，像要融化我腕间的银杏叶手链。”其实…”她声音细若蚊蝇，”我查过你的档案，你是新来的总工，不是实习生。”我这才注意到她胸前的工牌，”市规划局总工程师——王振国之子。”

记忆如潮水漫过脚背。父亲生前常念叨的”规划要留三分余地”，母亲临终前攥着父亲未完成的图纸，还有小夏父亲那叠永远等不到的图纸。我们站在地铁口背对背，银杏叶在风中旋成金色的漩涡，将两个破碎的家族裹挟其中。

末班车进站时，小夏突然转身抱住我。她的发间有股熟悉的茉莉香，和父亲书房里那株老茉莉如出一辙。我摸到她后背湿透的衬衫，想起暴雨夜便利店里的场景，突然明白那些”顺路”的绕行，那些”加班”的加班，不过是两个破碎的家族在时光长河里，用不同的方式完成的拼图。

“下周我申请调到旧城改造组。”小夏的声音带着哭腔，”父亲留下的那叠图纸，终于等到能接续的人了。”她的掌心贴着我的心脏，那里跳动的节奏和父亲画图纸时的呼吸渐渐重合。远处的霓虹灯次第亮起，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两棵在时光里纠缠了二十年的银杏树。

地铁呼啸着驶过，卷起漫天金黄的落叶。我看见小夏从包里掏出个铁盒，里面躺着父亲生前设计的公园模型，底座刻着”长青”二字。暮色中的银杏叶在风中翻飞，突然有片叶子飘落在她颤抖的指尖，叶脉间透出的绿色，像极了父亲临终时眼角未干的泪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