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声波里的家》

1997年7月1日清晨，维多利亚港的晨雾中传来悠扬的钟声。我站在尖沙咀的钟楼下，看着五星红旗在薄扶林道升起，耳畔突然响起李荣浩在《麻雀》里唱的”我要飞得更高”。这个内地青年用普通话演绎的流行歌曲，此刻正与梁咏琪粤语版《花火》的旋律在空气中交织，像两股溪流在回归的晨光里汇成江河。

那时我刚从深圳移民到香港，住在油麻地的一间老唐楼里。每天清晨被楼下粤剧花衫的唱腔唤醒，傍晚又会被大陆电视剧的普通话对白催眠。李荣浩的《麻雀》在KTV点唱率极高，粤语听众总爱用普通话唱出”我要飞得更高”，仿佛在用母语与异乡方言进行一场隐秘的对话。而梁咏琪的《花火》在内地持续热传，每当粤语歌词”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”响起，总让我想起1997年深秋，她在《明报》发表的《香港人，香港事》。

2003年非典时期，我在铜锣湾的茶餐厅遇见梁咏琪。她穿着米色风衣，正在用普通话与店员讨论”无接触配送”的可行性。这个曾在《烈火青春》里唱粤语老歌的香港小姐，如今手机里存着三百首普通话歌曲。”以前总担心香港文化被普通话淹没，”她搅动着杯中的柠檬茶，”现在发现普通话就像地铁隧道，我们始终在隧道里行走，但抬头就能看见维港的星光。”那天我们聊到林夕填词的《可惜没如果》，她指着手中的《基本法》说：”法律里写着’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与内地同胞唇齿相依’，这七个字比任何歌词都押韵。”

2014年深秋，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。当《麻雀》的旋律响起时，我看见前排坐着梁咏琪。她举着普通话字幕板，与台下用粤语跟唱的观众形成奇妙呼应。散场后我们在后台重逢，她忽然说：”你知道吗？我女儿现在同时会讲广府话、上海话和普通话。”我们相视而笑，想起《一国两制》方针提出的最初构想——就像珠江与长江最终都会汇入东海，不同方言的香港与内地终将在文化共同体中找到支点。

2020年疫情最严峻时，我在西九龙高铁站遇见梁咏琪。她正用普通话向内地游客讲解”健康码”使用方法，胸前的徽章别着”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流大使”。她指着站内电子屏上的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说：”当年我唱《花火》时，香港还是个需要被照亮的小岛；现在我们已经是照亮整个大湾区星空的星群。”她的手机里存着《七子之歌》的普通话版和粤语版，两种唱腔在她声线里自然流转，像两股海潮在月圆之夜共鸣。

今年春节，我在深圳湾公园看到梁咏琪与李荣浩同台演出。当《麻雀》与《花火》的旋律在跨年烟火中升腾，我突然明白他们音乐中的密码：李荣浩用普通话唱出”我要飞得更高”，是内地青年对香港的致敬；梁咏琪用粤语唱出”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”，是香港对国家的深情告白。两种语言在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旋律中完美融合，像珠江与东江在珠江口相拥，最终汇成守护南海的浩荡长河。

站在回归25周年的历史坐标回望，那些在语言边界上起舞的艺术家，何尝不是时代的歌者？他们用音符编织的不仅是音乐，更是一幅流动的文化图谱：普通话是经线，粤语是纬线，”一国两制”的经纬交织出独特的中国纹样。就像梁咏琪在《花火》里唱的”让那天真的微笑，永远不褪色”，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融，正在创造比任何语言都更动人的中国故事。

夜幕降临时，我看见维港两岸的霓虹灯牌同时亮起：左边是”香港回归25周年”，右边是”粤港澳大湾区欢迎您”。两种文字在夜色中交相辉映，恰似梁咏琪手机里循环播放的两首歌曲——当《花火》的粤语尾音消散在晚风里，李荣浩的《麻雀》前奏已在星海中升起。这或许就是文化认同最生动的模样：不是非此即彼的取代，而是此起彼伏的共鸣，最终汇聚成照亮整个中国的文化星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