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最后一封未寄出的家书》

整理母亲遗物时，我在樟木箱底翻出一沓泛黄的信纸。每张信笺都贴着褪色的邮票，邮戳上的”乌兰巴托”字样被岁月磨得模糊。最上面那封信的邮戳日期是1998年5月12日，收件地址栏赫然写着”北京某中学”。

“额吉我想你了。”这七个字像被风沙磨砺过的箭镞，在泛潮的信纸上刺得我眼眶生疼。母亲生前总说，这封信是她用三个月零七天的晨昏写就的，可当我在她临终前攥着那叠信纸时，她枯瘦的手指正死死抠着信纸边缘，浑浊的眼底泛起水光：”寄出去吧，寄给那个总说草原风大容易迷路的丫头。”

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暴雨夜。母亲裹着褪色的蓝花头巾，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学校跑。她怀里抱着用旧毛毯裹着的铁皮盒，盒盖上歪歪扭扭刻着”小满的生日礼物”。那天我发着高烧，母亲冒雨买来药，却因校门口积水被困在雨幕里。她把药塞进我手里时，掌心被雨水泡得发白，指甲缝里还嵌着黑泥。

“额吉我想你了。”这七个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。母亲总说草原上的云像游牧民族的游子，来了又走。她年轻时跟着父亲从锡林郭勒迁居到呼伦贝尔，在零下四十度的寒冬里给牧民接生，在牧民家借宿时总把最后半块奶豆腐留给孩子。她教我骑马时说：”马蹄印里藏着星星，等风干就变成银河了。”可当我真正学会独自策马时，她已不在人世。

在整理遗物时，我发现铁皮盒夹层里藏着本褪色的《蒙古秘史》。书页间夹着张泛黄的火车票，1998年5月9日从海拉尔开往北京。票根背面是母亲用蒙古文写的：”小满，额吉要去看你。草原的春天来得太早，怕你等不到。”

我突然明白，母亲没有寄出的信里藏着多少未言说的故事。她曾为攒够路费，在县城制衣厂连续工作十八个小时；她把攒了半年的奶豆腐换回十斤粮票，只为给住院的我买块巧克力；她临行前夜，用马鬃编成挂坠塞进我书包，说那是”草原的护身符”。

那封信里应该还有母亲教我辨认北斗七星的往事。她握着我的手在夜空中画勺柄：”天枢是摇光，摇光星落在牛背上是好兆头。”如今我站在北京天文馆的穹顶下，看着人造星空，终于读懂了她用整个童年教我的星图。原来”额吉我想你了”不是简单的思念，而是她用牧歌般的语言，把草原的月光、马蹄的节奏、风干的奶香，都织进这七个字里。

母亲临终前握着我的手，掌心温度比记忆中更凉了些。”小满，记得给额吉看天上的北斗。”她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，”等风干的那块奶豆腐，就藏在摇光星的勺子里。”

我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星空下，终于懂得为何草原上的思念需要经年累月的沉淀。母亲用半生时光写就的信，每个字都浸着马奶酒的醇厚，每个标点都带着风滚草的倔强。那些没寄出的信笺里，藏着蒙古包前不灭的篝火，藏着冬不拉弦上颤动的月光，藏着牧人用一生也说不尽的那句”额吉我想你了”。

当我在母亲墓前展开那封信时，五月的风忽然卷起纸页。我看见信纸背面有行小字：”若你读到这封信，说明摇光星又落在牛背上了。”纸页间飘落一片干枯的蒲公英，绒毛在星光下轻轻颤动，仿佛母亲在千里之外轻轻吹散的口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