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同的最后一封信》

九月的雨丝斜斜地织着，我站在大同墓园的松柏丛中，望着墓碑上那个被雨水模糊的名字。三小时前，我接到老张电话时，他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：”老李，大同今早走了，你务必来送他最后一程。”

墓园里的白菊被雨水压弯了腰，我蹲下身擦拭碑文，指尖触到凹凸不平的刻痕。那是去年清明刻上去的”大同兄”，墨迹被雨水泡得发胀，像他当年在病床上蜷缩的姿势。记得最后一次见面，他瘦得几乎透明的手攥着我的腕子，指甲缝里还沾着医院消毒水的气味。

“老李，这封信你一定要替我送出去。”他咳嗽着从枕头下摸出个牛皮纸信封，封口处歪歪扭扭地画着个歪嘴笑脸。当时我笑着答应，却没料到这个总爱在晨跑时哼《东方红》的老兵，会在三个月后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我们第一次相遇在大同市档案局的走廊。1998年那个闷热的下午，新来的实习生把咖啡洒在1952年的《大同县志》上。老张冲进来时，藏青色的中山装下摆还沾着泥点——他是来调档案的驻京办工作人员，却穿着刚从大同带来的旧布鞋。当他在泛黄的书页间翻出”口外商道”的记载时，镜片后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：”这些商队当年走的是哪条路？”

那年冬天，他办公室的台灯总亮到后半夜。我常看见他伏案画路线图，烟灰缸里堆满烟头，稿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注释。有次我送文件进去，正撞见他对着地图发呆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1947年的战役标记。”当年国共两党在这条商道上同时驻军，”他突然抬头，”你说这算不算命运开的玩笑？”

2003年非典肆虐时，老张把珍藏的《大同县防疫志》捐给了档案馆。那天他特意换上浆洗得笔挺的灰布衫，胸前别着枚褪色的”抗洪标兵”胸章。”这些老物件不能都锁在库房里。”他说话时，窗外的槐花正簌簌落在他的眼镜片上，”得让后来的人知道，咱们大同人骨头硬。”

去年深秋，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个铁皮盒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二十三个火柴盒，每个都用红蓝铅笔写着日期。最上面那张贴着2010年8月15日的便签：”今天在大同中学看到当年商道遗迹，学生正在重修纪念碑。老张，你总说商道是条活路，如今它真的活了。”

墓园的守墓人开始收摊，暮色里的松涛声渐渐模糊了碑文。我摸出那封未拆的信，信纸边缘已经泛黄。老张的字迹依然歪斜，却比当年工整许多：”老李，其实我早该告诉你，当年在商道发现的那块碑文，不是国共两党的约定，而是清政府1883年修的’商税章程’。那些商队真正走的是…（此处被撕去半页）”

雨水顺着信纸流下来，模糊了最后一行字迹。我想起他临终前攥着我的手，掌心全是冰凉的汗。或许他早知道这封信永远无法寄出，就像他始终没告诉我，当年在商道遗迹挖出的那半块残碑，到底刻着什么秘密。

暮色四合时，我轻轻把信封埋进松土。远处传来晚风掠过碑林的呜咽，恍惚间又看见那个穿着灰布衫的老人，在泛黄的地图前踱步。他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，像条永远走不完的商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