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槐花巷的春天》

槐花巷的春天总是来得格外早。我蹲在巷口的老槐树下数蚂蚁，第三根手指头被蚂蚁咬得通红，却怎么也数不清这条巷子究竟藏着多少秘密。树根处堆积的枯叶下，总能翻出些泛黄的纸币，像被时光泡发的陈年药渣，带着霉味和旧时光的甜腻。

“阿青，又在数蚂蚁啊？”斜对面的张叔拎着两瓶汽水晃过来，塑料瓶在晨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光斑。他总爱穿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背心，胸前别着褪色的”先进工作者”奖章，”听说老李头儿子要回乡办厂，你猜他会不会来借高利贷？”

巷尾的杂货铺里，王婶正把新腌的萝卜码成整齐的方阵。她儿子在城里当保安，去年冬天被醉汉打断了三根肋骨，现在还拄着拐杖。玻璃柜台下压着张泛黄的全家福，照片里穿军装的男人笑容局促，像只刚学会走路的雏鹰。

“阿青，帮我看看这账本。”张叔突然压低声音，露出账本里夹着的照片。二十年前穿着中山装的年轻人站在工地门口，背后”为民建筑”的招牌鲜红如血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照片边缘隐约可见”包工头”三个字，像道永远结不了痂的伤口。

那天黄昏，我跟着张叔去了城郊的乱葬岗。月光把野草染成银白色，他蹲在个用砖头砌成的坟前，轻轻磕了三个响头。坟头新添的土还没干透，露出一角褪色的红布，写着”李长顺之墓”。

“他当年替我垫了三十万工程款，结果被开发商坑得家破人亡。”张叔的烟头在草丛里明明灭灭，”现在他儿子在工地扛水泥，每天要吃两顿冷馒头。”远处传来挖掘机的轰鸣，新楼盘的围挡上”黄金地段”四个字在夜色里泛着冷光。

我忽然想起大学时遇见的林教授。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，在讲台上用粉笔头敲打黑板：”善良不是软弱的代名词，是看透生活真相后依然选择相信光。”那年他带我们做田野调查，在贫困山区遇见个用扁担挑着三个孩子的老汉。老汉把最后半块玉米饼掰给林教授，自己嚼着发霉的树皮充饥。

“后来呢？”我忍不住问。林教授从抽屉里掏出个铁皮盒，里面躺着三张泛黄的汇款单：”那个孩子考上大学后，每年都给我寄学费。”铁皮盒里还压着张老照片，穿中山装的男人站在工地门口，背后”为民建筑”的招牌依然鲜红如血。

槐花巷的春天突然下起了雨。张叔的杂货铺檐下积了水，王婶的萝卜在雨水里浮起粉色的肚皮。我蹲在巷口数蚂蚁，发现它们正排着队往老槐树根处移动。树根处不知何时冒出了嫩绿的芽苞，像无数双好奇的眼睛。

“阿青，来喝碗绿豆汤。”王婶端着青花瓷碗出来，碗底沉着几粒没化的冰糖。她儿子拄着拐杖从巷尾走来，保安服上的警徽在雨里闪着微光。他接过碗时，我看见他手背的旧伤疤像条蜈蚣，从腕子蜿蜒到袖口。

张叔突然掏出个铁盒，里面躺着张盖着法院公章的判决书。开发商欠李长顺儿子的钱终于落实了，开发商老板在精神病院躺了五年。判决书边角被雨水洇湿，字迹却依然清晰：”恶意逃债者，虽远必究。”

槐花突然开了。细碎的白瓣落在判决书上，落在王婶的萝卜上，落在张叔的工装背心上。我忽然明白，那些被蚂蚁啃食的枯叶，那些泡发的纸币，那些发霉的树皮，原来都是时光埋下的种子。当春风吹过，它们会化作春泥，让老槐树开出新的春天。

巷尾的杂货铺重新挂上了”为民商店”的招牌，玻璃柜台里摆着林教授寄来的汇款单复印件。张叔的奖章换成了”见义勇为”的铜牌，王婶儿子晋升为派出所副所长。我依旧蹲在巷口数蚂蚁，但这次数到的不再是孤独的个体，而是整片正在苏醒的春天。

雨停了，阳光穿过槐花落在判决书上。那些曾经被雨水模糊的字迹，此刻在阳光下愈发清晰，像老槐树新抽的枝桠，倔强地伸向天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