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银杏树下的独白》

高二那年冬天，我剪掉了及腰的长发。站在理发店镜子前，看着齐肩短发在暖气片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嗤笑：”现在的女生都疯了吗？”

我攥紧校服领口，听见自己心脏撞击胸腔的声音。镜中那张被粉底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脸，左眼角还留着上周被同学泼的奶茶印子。走廊尽头的选美比赛海报在风里晃动，金色的银杏叶贴纸簌簌飘落，像无数只嘲笑的眼睛。

那是我们班第三次筹备元旦晚会。前两次的节目都被班主任以”形式过于先锋”为由否决，这次他们终于同意我们排演先锋话剧。我抱着写满批注的剧本冲进教室时，正撞见班长把我的台词本撕成两半，纸屑像雪花般落在她新做的水晶甲上。

“林小满，你当自己是艺术家吗？”她踩着十厘米高跟鞋，细高跟碾过满地纸屑，”连张老师都说了，这种自以为是的东西不适合我们班。”

那天傍晚我蹲在图书馆角落，看着窗外银杏树把天空裁成碎片。忽然听见有人用铅笔在桌面画圈：”听说她爸是国企下岗职工？””她妈在菜市场卖菜？””她爸再婚的时候，她连红包都没给。”圆珠笔尖在纸面划出刺耳的声响，像指甲刮过黑板。

我摸出书包夹层里的旧钢笔，这是爷爷留下的遗物。笔帽上刻着”1983.7.15″，那是他参加恢复高考的日子。钢笔尖在掌心硌得生疼，恍惚间看见十八岁的爷爷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在煤油灯下抄写《红楼梦》。

“同学，你的钢笔。”不知何时出现的陈老师不知从哪里捡起了笔，她灰白的头发梳成利落的背头，左手始终揣在米色风衣口袋里。这个总在课后帮我们改作文的语文老师，此刻正用钢笔尾端轻轻敲击我的课桌。

“老师，这是……”我慌忙起身，却撞翻了他手边的保温杯。褐色的茶水在《牡丹亭》剧本上洇开，把”原来姹紫嫣红开遍”的句子染成模糊的色块。

“1978年恢复高考时，我也用这支笔抄过《离骚》。”陈老师用袖口擦拭着钢笔，”那时候我们连墨水都要攒着用，但总有人愿意在煤油灯下写诗。”他的目光扫过我撕碎的剧本，”艺术就像野草，越是踩越长得疯。”

那天夜里，我第一次在日记本上画了幅画。月光从铁窗棂斜斜切进来，照见画中穿校服的女孩站在银杏树下，短发被风吹得贴在额前，黑框眼镜反射着冷冽的光。她身后是被撕碎的剧本残页，却有一只白鸽正从纸屑间飞起。

第二天早读，我看见班长在课桌里塞了张字条：”放学后老地方见。”我捏着字条冲进厕所，却在隔间外听见她压低的声音：”那个疯丫头要演女主角？她爸再婚时连喜糖都没给……”

“可她爷爷是老教师，她妈在菜市场坚持用有机蔬菜摊位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淬过冰，”上周她帮流浪猫做了绝育手术，用的是自己攒了半年的早餐钱。”

我们站在操场双杠旁，班长突然掏出一管蓝色眼影：”我给你化个妆。”她睫毛膏刷得又浓又密，像要遮住所有不完美的角落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她忽然说：”其实我偷偷看过你演的《雷雨》，周冲的台词你背得比剧本还熟。”

那天下午，我在道具间发现被遗忘的旧戏服。那件墨绿色旗袍的盘扣里，缝着张泛黄纸条：”赠予1983届话剧社林老师，愿戏剧永存。”钢笔字迹在阳光下泛着微光，恍然间与陈老师的话重叠：”真正的艺术从不在聚光灯下，而在每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生长。”

元旦晚会那天，礼堂顶灯突然短路。黑暗中响起陈老师沙哑的嗓音：”现在请欣赏《牡丹亭·惊梦》选段。”应急灯将我们的影子投在幕布上，齐肩短发的林小满穿着借来的旗袍，在《皂罗袍》的唱词里看见了自己十八岁的模样。

谢幕时我收到匿名信：”你演的杜丽娘比电影版更美。”信封里夹着张银杏叶，叶脉里蜿蜒着钢笔字：”真正的酷，是看清世界的不完美后，依然选择做自己的太阳。”

后来班长成了我们班最会写剧本的人，陈老师把我的日记本编成《野草集》在校园文学社刊发表。而那个总在食堂嘲笑我的男生，某天突然递给我一盒颜料：”听说你画得很好，能教我吗？”

此刻我坐在大学画室的落地窗前，阳光穿过银杏叶的间隙，在调色盘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钢笔在速写本上沙沙作响，画中穿校服的女孩正在给流浪猫包扎伤口，短发被风吹起，黑框眼镜后是一双看透星辰的眼睛。

窗外传来陈老师的声音：”同学们，艺术不是讨好世界的技巧，而是忠于内心的勇气。”我望向窗外摇曳的银杏树，忽然想起十八岁那年的雪。当最后一片金叶飘落时，我听见内心有个声音在说：真正的酷，是成为自己的光。